他用粗糙的手指颤抖地抚摸着报纸上的画像：“像他这样的大人物……竟然……竟然会坐在我们这种地方，听我们这些穷鬼唠叨家长里短，还帮我们写信……一封信只收两个便士……”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感慨和议论。
“他当时可是一点都没嫌弃我们啊！”
“怪不得信写得那么好，原来是大文豪的手笔！”
“流亡来的……身无分文……难怪他会来这儿找活儿干。”
“可他帮我们写信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出落难的样子，总是那么镇定……”
他们回忆着细节，越发觉得这位年轻作家身上充满了某种传奇色彩。
没有人注意到，在酒馆另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帕尔摩尔报》的记者亨利·弗莱明正独自小酌。
他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第二天，“弯镐”酒吧刚开门不久，就被一群闻讯而至的记者包围了。
铺天盖地的问题对准了茫然的酒吧老板老吉米。
“吉米先生，请问莱昂纳尔·索雷尔在您这里住了多久？”
“他当时看起来状态如何？真的很落魄吗？”
“他为您带来了很多生意吗？”
老吉米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回答着问题，反复强调那位“邦德”先生是如何安静、有礼。
他还提到了莱昂纳尔最后将那几天赚来的所有铜币，都留给了已故的“老烟斗”吉姆的家人。
记者们并不满足，他们很快找到了更多“证人”。
那个收到“情书”的学徒，面对记者虽然红着脸、手足无措，但无比肯定地说：“索雷尔先生是个好人！
他帮我写的信，我表妹看了立刻就答应了我的求婚！他一点儿大人物的架子都没有！”
老工人更是激动得声音哽咽：“是他帮我们写的！一字一句，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他是个真正关心我们穷人死活的大作家！”
缝纫女工、码头工人、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一个个曾被莱昂纳尔帮助过的底层民众，勾勒出了一个与报纸上那个文学明星截然不同的莱昂纳尔·索雷尔：
一个年轻人，狼狈抵达伦敦、身无分文，却愿意俯下身来，用他最宝贵的才华，为最困苦的民众传递心声……
肖恩·奥马拉更是抓住机会，不仅讲述了莱昂纳尔如何帮助他们写请愿信；
他还大声疾呼，将白教堂地区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疑似霍乱的威胁公之于众，呼吁市政当局尽快采取措施。
很快，《帕尔摩尔报》率先以头版刊登了这篇题为《文豪与两便士：索雷尔在伦敦的隐形日子》的长篇报道。
紧接着，《星报》、《每日纪事报》等众多媒体纷纷跟进转载和深度挖掘。
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形象，在伦敦乃至英国公众的心目中，瞬间变得神圣，甚至蒙上了一层罗曼蒂克的光晕。
他不仅是那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作家，更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圣徒”。
这种亲民的传奇经历，极大地冲淡了他的观点带来的争议，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广泛的同情与敬佩。
然而，就在这股舆论热潮达到顶峰之时，一些敏锐的读者和评论家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差点被忽略的关联——
在《良言》杂志上，那篇让无数人落泪的童话《快乐王子》，作者不正是“詹姆斯·邦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