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了挥手，声音带着一丝疲惫：“我知道了。你……你先出去吧。”
罗昂伯爵优雅地行了个礼：“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希望您能将精力放在伟大的殖民事业上！”
说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只是带上房门的那一刻，罗昂伯爵的嘴角微微向上牵动了一下。
儒勒·费里独自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目光再次落到报纸上那张插图上，久久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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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吉约提耶大街小学的焚书事件，像一块投入粪坑的石头，迅速撕裂了法国的舆论。
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怒火被点燃了。
他们难以置信，在自诩为“文明灯塔”的法国，竟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行为。
索邦的埃内斯特·勒南在《时报》的评论版上撰文疾呼：“这是时代的倒退！是文明的耻辱！
《正义报》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儒勒·费里政府：“凡是不符合费里先生心意的，都要被清除、被毁灭吗？”
左翼的《不妥协者报》和瓦莱斯的《人民之声》则将其与阶级压迫联系起来。
“看吧！资产阶级的爱国，就是让工人的孩子去焚烧蕴含批判精神的作品！他们害怕觉醒，害怕思考！
他们要的是顺民，是献身殖民扩张的炮灰！”
但《法国行动》之类的报纸则欢呼雀跃，称之为“法兰西精神的胜利”“火焰净化了一切毒素！烧得好！”
他们号召“真正的爱国者”行动起来，抵制莱昂纳尔的一切作品。
里昂的“榜样”产生了效应。
在波尔多、在南特、在图卢兹……不少校长也效仿吉约提耶大街小学，组织了“清理课本”活动。
法国的报纸陷入了混战，相互攻讦，论战的语言越来越激烈，仿佛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内战。
海峡对岸的英国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嘲讽老对手的绝佳机会。
《泰晤士报》在一篇颇具分量的评论中，不无嘲讽地写道：
【猎巫行动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似乎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
只不过，这次被绑在火刑柱上的不是女巫，而是印着文字的纸张。
我们或许应该祝贺儒勒·费里先生，他成功地将法国的“文明”进程推进到一个非常独特的阶段。】
与英国媒体的冷嘲热讽不同，德国报纸的态度则显得微妙得多。
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主要报纸，对“焚书”事件本身报道相对克制，很少直接批评。
这是因为儒勒·费里政府上台后，不再执着于向德国报复1870年的失败，为德国缓解了与昔日盟友爆发冲突的压力。
俾斯麦政府乐于见到法国将精力和资源投向海外殖民扩张。
德国舆论对于莱昂纳尔·索雷尔这个批判殖民主义的“刺头”，大多持负面看法，认为他的言论“不切实际”。
《北德总汇报》的一篇文章就隐晦地表示：
【……某些法国知识分子沉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满足，却忽视了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现实需求。
费里总理的殖民政策，为法兰西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这有利于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与稳定。
对这类政策的无理攻击，不仅短视，而且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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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日耳曼大道117号。
一批穿着军校制服的年轻人聚集在了公寓楼下，高喊着口号：
“索雷尔！滚出来！”
“叛徒！懦夫！”
“没有战争，法兰西的荣耀何在？”
“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叫嚷声打破了夜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