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家独大了近四百年的儒家学说，随着汉献帝禅让天命，也必不可免的步入了式微。
算是成也董仲舒、败也董仲舒罢。
如文帝曹丕尊天子号没几日，就下诏令抛弃了有灾异罢免三公的惯例，便是庙堂不再对儒学全盘接收的佐证。
但儒学并不会因此而逐渐消亡。
一来，是它海纳百川、乃集大成者。
说的难听点，就是它极擅长吸收其他学说的理念、换个说法就变为自己的。
就连与之对立的学派都不放过。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中，就有墨子学说里天罚理念的影子。
另一，则是统治阶层的需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仁义道德的约束等，十分利于天家巩固统治、万世一系。
儒皮法骨也好、王霸道杂之亦罢，只要披上了儒家仁义这层外衣，任何形式的剥削都能变成理所当然。
自然，枯荣并存、此消彼长。
当主流的儒家开始步入式微后，黄老之学也迎来了枯木逢春的契机。
缘由之一，是背景的使然。
自天下丧乱以来，生民百余一。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人们都渴望着安居乐业、有见识的士人儒者也都知道当与民休养生息，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遂成了首选。尤其是在前汉之初，以黄老之学治国诞生了文景之治。
另一则是黄老之学才是真正的集大成者。
如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就指出了无论是儒家、名家、法家、阴阳家还是墨家学说都有缺陷之处。阴阳之说避凶趋吉明四时运行之理，但衍生出来的忌讳太多；儒家重上下尊卑君臣父子之礼，但过于繁琐、博而寡要；墨家强本节用，但矫枉过正；法家等级森严可正上下，但过于严峻刻薄；名家辩证名实之分，但过于强词夺理。唯独道家（黄老之学）重视思想上的修养，“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吸纳各家所长、摒弃各家所短。
没错，黄老之学因为有“道生万物”这个观点在，无论秉持着什么思想，都能想到办法把想表述的内容融入“道”中。
某种意义上，道生万物其实就是容纳百家。
然而，“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主张，无为而治的方略虽然能快速恢复历经大乱后的民生，但也同样削弱了庙堂权威，导致君主对臣下、郡县的控制力薄弱。在如今蜀吴犹不臣、魏室代汉没多久的背景下，纯粹的黄老之学是不会被采用成为主流的。
遂也促成了玄学雏形的诞生。
在时代背景的约束之下，人们开始探索合适当前的新道路。
这便是夏侯惠其实并不反感刘劭、何晏、夏侯玄、荀粲等人的缘由——他们也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学术新主张而已。
他真正反感的，是尚未出现的、司马家变相推动的“魏晋风流”。
若是历史上司马懿没有洛水放屁、司马昭没有当街弑君，让人们的信仰崩塌、理念不复、道德纲常沦为笑话，人们还不至于沦落到以放浪形骸、酗酒服散、谈玄务虚来麻痹与慰藉自己，将“道”寄托在虚无缥缈中。
故而，甫一听闻夏侯玄的邀请，夏侯惠还是打算应允下来的。
同坐辩论就是求同存异嘛~
反正他是不可能“求同”的，所以也不用担心他们能影响自己，但他可以趁机扔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存异”影响他们啊！
另一个意动的原因，是司马师也在坐，正好可以观其形察其言，看看彼的变化有多寡。
只是这个心思才生出，夏侯惠又按捺了下去。
若是能从言谈举止中被察觉出心迹来，那他也就不是司马师了。
且现今都是景初二年中了，也就近大半年的时间了，他何必要冒着迎来天子曹叡不喜的可能，与这些被浮华案禁锢之人座谈呢？
此外，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在他看来，在这个时代想要维护统治安稳，根基在于礼与法。
礼，主要是用来愚民的。
其所提倡的尊卑、纲常以及仁义道德，本质上是让各个阶层各安其分，明里暗里都在给民众灌输不要造反、继续忍受剥削与苦难的观念。
法，则更多是用来约束权力的。
正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