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正值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清的海禁政策处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有限开放”状态。
与清初“片板不许下海”的极端严酷相比，乾隆朝的政策已放款不少，尤其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确立广州“一口通商”，作为唯一的对外开放港口，允许西洋商人在此进行贸易。
此外，在获得官方许可的“船照”后，华人船只可以从厦门、漳州、宁波等港口出海南洋，不过需得限定航线和返回时间。
南洋的朝贡船也可以“朝贡”名义，在指定港口靠岸，进行贸易活动。
不过，这种“开放”显然是不满足如今沿海地区的需求的。
闽粤沿海地区，山多田少，人口稠密，出洋谋生早已成为无数平民百姓世代相传的活路。因此，面对官府的禁令，沿海的民众早已形成了一套极为成熟有效的“对策”体系。
无论是在通关之时行贿赂之事；还是将船只挂靠在那些拥有合法执照的商户或是官方准许的牙行名下；或者在一些偏僻但水文条件良好的私港进行靠岸等等；甚至还可以和巡逻的水师哨船约定好时间“巡逻回避”，还有的水师会选择将哨船一半的仓位出租给走私商运货……
总之，如今的海禁政策，对于有实力的海商来说只是形同虚设。
有记载，在1785年，厦门海关实际征收关税达34万两，但上报的只有12万两，其中差额自然是被各级官员瓜分了，面对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吴家的实力，弄到“船照”自然不是什么问题，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但吴天佑此次带的东西太多，人手也不少，再加上他行事稳妥，自然是选择“私港”先把东西和人手卸下，再佯装是近海归来的船只去正规港口停靠。
在此前，吴天佑便派出了“身份”干净的船只先行靠岸，去岸上通知宗族人手。
因此，在“漳兴号”缓缓驶入预定的小港湾后，便有接到消息的当地牙行伙计和吴家派出的人手前来接应，几条小舢板立刻就靠了上来。
“六爷！一路辛苦！”一个穿着绸衫、精明干练的中年人站在舢板上拱手，他是吴家在大陆布下的关系，姓陈，专门负责接应之事。
“陈先生，久等了。”吴天佑点头回应，言简意赅，“货和人都在这里了，尽快安排卸货上岸，弟兄们也都盼着回家。”
“六爷放心，都已打点妥当。巡检司和水师那边都塞了银子，今晚不会过来，只是动作还需快些，天亮前务必清理完毕。”陈先生低声道，随即指挥人手开始行动。
一箱箱、一袋袋货物被小心地吊下大船，装上舢板，运往岸上早已准备好的货栈暂时安置。
士兵们也分批下船，回到陆地。而在他们踏上故土的那一刻，不少人都忍不住俯身抓起一把地上的泥土，激动得热泪盈眶。
吴天佑是最后一批上岸的，当他踏上坚实的土地，闻着风中传来的、属于闽南的泥土气息和那淡淡的鱼腥味时，纵然是他这样常年在海上漂泊的人物，心中也不禁涌起一股感慨。
“三年了吧。”他低声自语道，离他上一次回到漳州已经过去三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