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大规模加入论战，在方致远意料中，因为影评人攻击方致远的重要武器就是人文精神危机，而人文精神危机跟影评人宣称艺术至上一样，都是为了话语权。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启蒙话语和悲情叙述让知识分子迅速成为文化英雄，他们的声音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知识分子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甚至会写点小文章都能获得无数姑娘的青睐。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商业主义浪潮涌起，原本受追捧的文学知识分子逐渐门庭冷落，史玉柱、张瑞敏这样的商业精英迅速成为新偶像，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危机。
于是，他们炮制出“人文精神危机”这个概念争夺话语权。
既然出现危机，那肯定要有人来解决危机，谁来解决危机呢？
自然是知识分子。
其实所谓的“人文精神危机”就是一帮失落的文科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伪概念，他们想通过这个概念重新掌握话语权，重新成为社会中心，重新成为民众的精神导师。
方致远的商业电影本来就是他们的批判对象，在方致远跟影评界开战后，他们便站在影评界一边，对方致远展开猛烈抨击。在电影厂联合起来，将影评界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他们便联合众多大学文科的教授加入战团。
因为炮轰谢晋而扬名的朱大可跳了出来：“方致远是谢晋的继任者，方致远的电影比谢晋电影要恶劣百倍。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谐和音；而方致远是好莱坞的吹鼓手，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和精神，只是好莱坞的拙劣模仿者。”
北大副教授戴景华表示：“正是因为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一系列对于电影的批评影响了几代年轻导演，才最终促成了火山爆发般的法国电影新浪潮。30年代，也正是在左联进步电影批评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生活、关心民族命运、契合时代精神的电影作品。方致远和北影厂对电影评论的抗拒，是错误和不明智的。”
著名评论家李杰表示：“评论界对方致远的批评是正常的文化争鸣，北影厂的反应明显过激，竟然组织了大批人员进行反击，将文化争鸣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既然反应方致远和北影厂内心的虚弱，也展现了权力的傲慢。”
“……”
除了写文章抨击方致远，他们还在各种学术场合对方致远展开批判。
7月4日，戴景华在北师大做了一场有关中国电影的专题演讲。她在演讲中对方致远的电影进行了抨击，表示方致远的电影只有虚构的故事，没有鲜活的生命。
7月5日，朱大可在文联的讲习班上痛骂方致远是好莱坞的狗腿子，一个没有人格的文化买办，同时还批评了电影厂只管钞票，不管艺术的堕落行径。《文汇报》将他的这篇文章被整理成新闻，发表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
7月8日导演张元跟北电的学生进行交流，他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两部电影，并同时抨击方致远和电影厂垄断资源，打压艺术电影，简直就是文化暴君。
也就在这一天，《艺术评论》杂志社发起了“方致远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邀请众多作家、专家和学者出席。在研讨会上，专家和学者对方致远和商业电影进行激烈的批判，甚至有人高呼方致远的电影在毒害青少年。
作家陆天明表示：“方致远的电影极其功利，我觉得他的电影有一种强盗气质，充满了对金钱和欲望的崇拜。方致远的电影不能说没有梦想，可是什么梦想呢？就是女人和金钱。当一个艺术失去灵魂，追求金钱和欲望的时候，那必然是满身强盗气。”
著名影评人罗艺军表示：“方致远的电影完全放弃了人文和思想，只求商业上的成功，这不完全是方致远的问题，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现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然以经济为中心，那方致远和电影厂全面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是必然，这是时代的悲哀。骂方致远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思考，艺术和艺术电影应该如何往下走。”
北电老师郝剑表示：“不可否认，方致远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商人，有极高的编故事天赋，这是国内很多编剧不具备的。但问题在于，他制作的这种不用动脑子的电影在市场上泛滥，必然导致观众看不进深刻的电影，而看他电影的主要是年轻人，这真的很可怕，这是在毒害年轻人的心智。”
“……”
7月10日，王小帅的电影《冬春的日子》在北电放映。
这部反应美术学院年轻教师夫妇枯燥乏味生活的电影，充满了颓废气质，符合法国新浪潮的标准，也特别符合文艺青年对艺术的想象。
电影放映结束，几乎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用掌声向王小帅致敬。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这才是真的电影！方致远搞出来那些玩意儿根本不配叫电影，就是一个文化商品！王小帅，你们应该坚持下去！你们是中国电影的希望和良知！”
“电影万岁！艺术万岁！王小帅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