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五国外交官同时出现在吉隆坡。
如果大国都没有异议，那么他们就顺势在两国代表的见证下签署《吉隆坡宣言》。
基辛格坐在窗前，看完这份宣言后，他很满意。
这正是阿美莉卡想要的。
放过去，这样的宣言白宫显然不会满意。
但在丛林泥潭里挣扎了前前后后快十年时间，阿美莉卡是真的不想再往这个区域投入精力了。
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还能顺带着离间，最后还能构建起跨意识形态的合作模板，这个跨意识形态甚至不是简单的两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简直没有比这个战略更完美的了。
对阿美莉卡来说，能经济解决，就不要军事解决。
《吉隆坡宣言》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如何找到东南亚区域的最大公约数。
基辛格看着暴雨冲刷下的城市灯火，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的微笑。
“ZOPFAN。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政治缓冲带。
他们正在主动创造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空间，让我们和华国的接触具备了区域共识的合理性。
他们不是在选边站队，他们是在争取做生意的环境。
华国来的是顶级的政治家，他会明白，这是一个比纯粹的意识形态争论更具诱惑力的外交突破口。”
谈判并不是立马进行的，而是在多边外交一周后，由大马官方协调，双方在苏丹阿都沙末大厦的会议厅会谈。
在正式会谈前，是《吉隆坡宣言》的签署。
也因此，这次会谈被公开定位为“对ZOPFAN原则的国际探讨”，目的在于“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
“基辛格博士，我们很高兴看到您对东南亚经济的兴趣。”
“华盛顿的兴趣总是与稳定相关联，我们更关心，这种‘稳定’是否能转化为区域的繁荣。”
华国方面没有浪费时间在客套上，直接将话题引向了最核心的政治障碍。
“基辛格博士，繁荣的前提是主权和安全。
在亚洲，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正是贵国的模糊态度，以及对东南亚的军事介入。
我们相信经济整合的潜力。
但我们更相信，没有政治上的明确承诺，任何经济合作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贵国在联合国的阻挠，就是最好的证明。”
基辛格知道，这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时刻。
他没有使用抽象的学术理论，而是使用了大国政治最赤裸的语言：利益与威胁。
“我们的核心利益，是全球战略平衡。
目前，我们在北约和东南亚的部署，都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共同威胁。
我们看到了贵国对安全的担忧。
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威胁。
我们与贵国，在面对威胁上，拥有远大于差异的战略利益交集。
关于过去的分歧，华盛顿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维护亚洲长期稳定的前提。
我们可以向贵国保证，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将采取不再阻碍的立场，同时，我们对贵方诉求，将予以充分尊重。”
基辛格承诺是巨大让步，也是对台北致命的背叛。
放在原时间线，这个够了。
但在此刻，这个不够。
“基辛格博士，不再阻碍只是撤销了部分敌意，真正的合作，需要相互信任。
贵国所提出的亚洲经济整合的构想，它将赋予亚洲人民前所未有的经济动力和生活希望。
我们愿意相信，共同的经济利益，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
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探索非传统的合作模式。
华盛顿需要展示更多的诚意和具体行动，来证明贵国已经真正放弃了过去的冷战思维，准备迎接一个以经济和发展为核心的新亚洲。”
基辛格点头道：“一百亿美元，阿美莉卡愿意投资一百亿美元成立亚洲投资银行。
要实现教授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平等的主导性金融机构。”
他停顿了一下，确保对方完全理解这个概念的重量。
“我们不应该依赖现有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
这些机构承载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它们的贷款流程缓慢，带有明显的政治附加条件，与贵国倡导的发展自主理念相悖。”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主要投资方为霓虹，霓虹是最大的股东，获得了行长和其他重要部门的位置，从1966年到1972年短短六年时间里，霓虹投资了300亿美元。
而阿美莉卡只贡献了125万。
一直以来，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由霓虹人担任。
显然，华国和阿美莉卡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联合体，霓虹的金融机构不下绊子就算好了。
“这个机构的资金，将由亚洲各国共同注资，我们提供初始的一百亿美元，并吸纳来自阿美莉卡、西欧和华国的长期发展性资本。
但关键在于，它的决策权和投票权结构，将以区域发展需求为核心，而不是由经济体量单方面决定。
它将是一台高效的资本输送机。
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那些愿意加入经济整合框架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和高新技术引进的融资。
它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可行性和回报率，而非意识形态。
这个机构将不可避免地赋予贵国在亚洲经济中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通过合作与投资，它能建立起一套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标准和贸易网络，有效地对抗来自苏俄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弱化既有世界秩序对贵国的排斥。
它不仅是一座银行，它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主心骨，也是主权平等、共同发展的政治宣言。
这，才是我们为新亚洲所能提供的，最坚实、最具体、也是最不带政治附加条件的让步。”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欢迎资金的流入，因为我们需要发展。
但我们不可能接受传统金融机构那一套贷前调查、风险评估以及贷后监督。
这些流程，在西方是惯例，但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它们不是经济行为，而是对主权的侵犯，是对国家经济规划的干预，甚至会被视为越界活动。
我想我们无法允许一个由西方资金主导的机构，派驻人员深入我们的国有企业、审查我们的财政报告、甚至干预我们项目的决策过程。
这与我们坚持的经济独立性原则是水火不容的。”
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正是要利用华国作为发起国的身份，来解决这个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任危机。
“你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机构为什么必须由我们双方合作才能实现的原因。”基辛格回应道。
“让socialism阵营的国家同意接受资金容易，因为发展是必须品。
但想让他们接受西方传统的基金贷前贷后调查，以及透明化的风险管理，几乎不可能。
因此，这个亚洲发展与投资银行的主导者，就不能是阿美莉卡，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西方国家。
它必须是一个混合体。
如果贵国能够作为这个机构的主要推动者和背书者，利用你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信誉和影响力，去设计一套新的、能够被接受的调查和审查标准，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该机构的运作，可以由贵国和部分中立的亚洲国家来执行，确保其程序符合亚洲的发展文化和主权要求。
而西方提供的，仅仅是纯粹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本。
我们负责资本，您负责信任。
只有贵国，拥有跨越意识形态、领导这个机构的政治能力。
只有我们合作，才能为这个发展与投资银行提供双重背书。
既有西方资金的雄厚，又有亚洲自主权的保障。
这是任何其他大国，都无法提供的战略组合。”
显然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的最顶级高手，可不是仅仅只会扮演林燃的应声虫。
他在林燃的战略规划层面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说服燕京的那条路，推开了奠定合作基础的那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