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微微惊讶：“我去合适吗？”
“你是我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中国有名的演员之一。”关山月微笑，“再说，有你在，有些话我更好说。”
这话里有话。朱林听懂了——关山月需要她在场，既作为专业支持，也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护身符”。一个带着未婚妻见外宾的导演，总比单独见面的男人更让人放心。
“好，我去换身衣服。”
下午两点五十分，关山月和朱林抵达咖啡馆时，门口已停着两辆黑色的轿车。
推门进去，咖啡馆里依然弥漫着熟悉的咖啡香和旧木头的味道。靠窗的圆桌旁坐着五六个人，最显眼的是那位留着浓密胡子、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外国男人——正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他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两个意大利助理，还有电影局外事处的李处长，以及……让关山月意外的，电影局王副局长竟然真的来了。
“关导演，朱林同志，欢迎欢迎。”王副局长起身，五十多岁的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位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意大利著名的电影艺术家。”
贝托鲁奇站起来，用带着浓重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说：“关导演，久仰。我在意大利看到了你们的《似水流年》，非常优美。还有朱小姐，我看过你的《高山下的花环》，表演充满了真诚。”
翻译迅速将这段话译成中文。朱林得体地微笑：“贝托鲁奇导演过奖了。”
众人落座。一脸兴奋的沈梅端上咖啡和茶，精致的瓷杯在木桌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她还调皮的冲着关山月挤了挤眼睛。
“关导演，”贝托鲁奇开门见山，通过翻译传达，“我这次来中国，是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电影。但说实话，我遇到了很多……困惑。”
关山月虽然懂意大利语，也能说，但是今天这样的场合，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翻译翻译。
他做了个无奈的手势：“历史很复杂，文化很陌生，我很理解，你们这儿的一些制度，也有它存在的道理……”翻译顿了顿，换了个委婉的说法，“很有中国特色。我听说你刚处理完自己电影的审查问题，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这话说得很直接。王副局长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但没说什么，只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关山月知道，这是个考验。回答得好，能在国际大导和电影局领导面前双双加分；回答不好，可能两边都得罪。
“贝托鲁奇导演，”他缓缓开口，用的是英语——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有些惊讶，“拍摄溥仪的故事，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个巨大的机会。您选择了一个最能展现中国近代史复杂性的切口。”
贝托鲁奇眼睛一亮，显然对关山月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喜。“是的，复杂性。这正是我想捕捉的。但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如何在西方观众的接受度与你们这儿的制度要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问题很尖锐。关山月看了眼王副局长，后者面无表情，但眼神在示意他谨慎回答。
“我认为关键在于视角。”关山月组织着语言，“溥仪的一生，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缩影。他不仅是皇帝，更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个人。如果电影能聚焦于‘人’而非单纯的‘历史事件’，也许能找到共鸣点。”
他顿了顿，继续说：“比如，可以着重表现他在紫禁城里的禁锢与后来在生活中反思之间的对比。这种从封闭到开放、从无知到觉醒的旅程，是具有普世性的人性主题。”
翻译将这些话译成意大利语。贝托鲁奇听得认真，不时点头。
“很有趣的角度。”他说，“但具体到拍摄，我有很多犹豫。比如，我想在真实的故宫里拍摄，但听说很难获得许可。”
“确实很难。”王副局长终于开口，中文里带着官方的谨慎，“故宫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规模的拍摄会影响文物保护。但如果是小规模、有计划的拍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这话给了些许希望。贝托鲁奇看向关山月：“关导演，如果你来拍这部电影，会怎么处理故宫的戏份？”
这个问题很巧妙，既是在请教，也是在试探关山月的专业水准。朱林在桌下轻轻碰了碰关山月的手，示意他小心回答。
关山月思考片刻，脑中飞速回忆着后世《末代皇帝》的经典画面。他喝了口咖啡，让思绪沉淀。
“我会把故宫本身作为一个角色。”他缓缓说，“不是背景，而是角色。它的红墙黄瓦、深宫大院，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囚禁的牢笼。可以通过光影的变化来表现这一点——溥仪小时候，故宫是金碧辉煌的；成年后，光影变得阴郁；离开时，可以处理成一种解脱。”
这个观点让贝托鲁奇身体前倾：“光影的变化……有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比如登基场面的戏。”关山月脑中浮现出电影里那个著名的长镜头，“三岁的溥仪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下面黑压压的臣子跪拜。那个镜头可以从孩子的视角拍，让龙椅显得巨大，让臣子显得渺小。光线可以从殿外射入，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象征权力与无知并存。”
翻译在转述这段话时，贝托鲁奇已经掏出笔记本快速记录。他的意大利助理也打开录音机——这个举动让王副局长皱了皱眉，但没阻止。
“还有，”关山月继续说，“还可以安排一场溥仪在紫禁城里学自行车的戏，可以处理成一种隐喻。自行车在红墙间的穿梭，象征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也象征一个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这样的戏如果用长镜头跟拍，会很有力量。”
“自行车……红墙……”贝托鲁奇喃喃重复，眼中闪着创作的光，“对，这个意象很好。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
王副局长轻咳一声：“关导演的建议很有艺术性。但我们要注意，电影还是要以正面表现为主。溥仪后来经过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这部分应该重点表现。”
“当然。”关山月立刻接话，“从旧身份到普通公民的转变，是可以考虑的电影重要的部分。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救赎与重生的故事。溥仪学会系鞋带、学会种花、学会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这些细节比宏大的历史叙事更能打动人。”
他看向贝托鲁奇：“导演，我建议您在剧本中加入更多这样的生活细节。西方观众可能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但他们一定能理解一个人重新找到生活意义的过程。”
这番话既回应了王副局长的要求，又给出了具体的创作建议。贝托鲁奇频频点头，连说了几个意大利语的“妙极了”。
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关山月从场景设计谈到人物塑造，从历史真实性谈到艺术加工，既展现了专业素养，又把握了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