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歌听了魏厂长的话，攥紧了拳头，微微抿了抿嘴唇，没说话。
“第二，”韦厂长继续道，“这种拍法，前所未有，审查这一关是最大的风险。‘主题灰暗’、‘节奏拖沓’、‘丑化农民’……这些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片子拍出来，能不能上映，是个未知数。”
陈开歌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手指下意识地蜷缩起来。审查，这是悬在每个中国导演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三，”韦厂长看着他，目光如炬，“留在北京城，以你的背景和能力，稳扎稳打，迟早会有机会。跟我们走，意味着你要离开这个文化中心，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打一场极其艰苦且可能失败的仗。你，想清楚了吗？有没有这个魄力和决心？”
一连串现实的问题，像冰水一样浇在陈开歌滚烫的艺术热情上。
他沉默了。
刚才在脑海中奔腾的影像洪流，仿佛瞬间遇到了坚硬的闸门。他想起了父母担忧的眼神，想起了京圈朋友可能的议论，想起了未知的艰苦和巨大的风险。一种熟悉的、属于京城子弟的优越感和对安稳的留恋，又开始悄然抬头。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韦厂长几人屏息凝神，等待着这位年轻导演的最终答复。这是一场无声的角力，一边是艺术的终极召唤，一边是现实的沉重引力。
陈开歌低下头，目光再次落在那本《黄土地》剧本上。粗糙的牛皮纸封面，仿佛就是那片土地的肌肤。他仿佛听到了信天游那高亢悲怆的调子，在召唤他，诱惑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他缓缓抬起头，之前所有的犹豫、挣扎、权衡，似乎都在这一刻沉淀为一种孤注一掷的坚定。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却亮得惊人，像两簇在寒风中点燃的火焰。
他看着韦厂长，一字一顿，声音清晰而有力，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韦厂长，这个本子，如果你放心，我接了。再难，我也接了。”
决定做出，风波才刚开始。
儿影厂的领导试图挽留，话语意味深长：“开歌啊，你是我们厂的重点培养对象，何必去广西那种小地方冒险？留在北京城，机会总是多的。”
陈开歌只是沉默地递交了借调申请。
消息在京城的小圈子里传开，引发了各种议论。有人认为他“疯了”，自毁前程；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但也替他捏把汗；更有些许带着酸意的声音：“到底是大导演的儿子，底气就是足，路子就是野，儿影厂都容不下了。
你们说他是不是对当时毕业分配不满意啊？让我看，这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表达心里的怨气呢？”
田庄庄找到他，两人在常去的小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田庄庄用力搂着他的脖子，红着眼睛说：“开歌，哥们儿佩服你！去了好好干！给咱们78级争口气！让那帮老家伙看看，什么他妈的才叫电影！”
陈开歌眼眶发热，重重地点头。可是心里也充满了彷徨和不安，他也无法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这一走会有个什么结果。前途漫漫，不知归途何方，哎，为了自己的电影梦，只能咬牙往前走了！
家里，母亲偷偷抹眼泪，担心儿子去吃苦。父亲则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在书房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苍老的父亲看着比自己还高的儿子，缓缓道：“路是你自己选的，跪着也要走完。《黄土地》我看过梗概，是个能出东西的本子，但也容易惹麻烦。
去了那边，记住三点：一是保护好自己，牵扯敏感的东西，慎之又慎；二是团结好剧组，尤其是摄影和美工，电影是集体艺术；三是……无论成败，这都是你的人生财富。”老人的话语里，有担忧，有期许，更有一种无奈的放手。
当陈开歌终于拿到那张从北京城开往西安的硬卧车票时，薄薄的车票仿佛有千钧重。
他站在BJ站喧嚣的广场上，回头望去，这座城市在晨曦中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这里有他的根，他的舒适区，也曾是他的牢笼。
汽笛长鸣，车轮缓缓启动。陈开歌靠在车厢连接处，点燃一支烟，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北京城轮廓。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离别的怅惘，有前路未卜的忐忑，但更多的，是一种冲破牢笼、奔向创作自由的激动与决绝。
他知道，他踏上的不仅是一列西去的火车，更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艺术征途。那片沉默而伟大的黄土地，正等待着他，去用影像完成一次与灵魂的深刻对话。
所有的压抑、困顿、挣扎，在此刻都化为了燃料，推动着他，驶向那片能让他真正燃烧起来的、广阔而苍凉的黄色高原。
…………
《肖尔布拉克》杀青的欢乐持续了好几天，终于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当清晨的阳光刺破戈壁地平线时，连着放松宿醉未醒的剧组成员们还在呼呼大睡。关山月却已经早早起身，站在那间兼做办公室的土坯房门口，望着远处被朝阳染成金红色的雅丹地貌。
朱林轻轻走到他身边，递过一碗热气腾腾的砖茶。她的眼睛有些红肿，但神色平静。
“一夜没睡？”关山月接过茶碗，指尖触到她的手指，冰凉。
“睡了两个小时。”朱林摇摇头，“脑子里事情太多，睡不着。”
两人并肩站着，沉默地喝茶。这是他们形成的默契——在重大决定前，先一起安静地待一会儿。
“剧组该撤了。”关山月终于开口，声音带着戈壁晨风般的干涩，“老刘他们昨晚找我谈过，器材需要尽快运回北影厂检修，部分演员也有其他片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