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处所有的人员招募和培训，武器弹药和经费等，都是李骁阳自己解决的，没有动军统局的资源，只是用了军统局的一批教官。
说实话，第九处对军统局的依赖程度很小，可军统局却少不了第九处，特别是日伪的高层情报，完全是第九处提供的，连处置几个叛徒，还得借用第九处的力量。
他如果还要继续持有忌惮心理，而导致双方逐渐疏远，后悔的绝不是李骁阳，受损失最大的是他和军统局。
“对高棕武和陶希圣的事情，委座是怎么安排的？”李骁阳问道。
“委座的意思是要在重庆、港城和上海租界的报纸上，刊登日本和汪经卫签署的秘密协议内容，但陶希圣的家人还在上海，他担心家人会因为这件事遭到日伪的毒手，所以我要负责把他的家人救出来。”戴老板说道。
“以杜老板在上海的力量，想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加上特工总部的李仕群没在上海，监视工作是丁墨村手下一群二百五负责，救援的难度降低了不少。”李骁阳说道。
陶希圣有五个孩子，资料记载，陶希圣的妻子找到汪经卫夫妇，说是要到港城劝说陶希圣，只带两个最小的孩子走了，三个大的留在了上海，这似乎是有作为人质的意思，汪经卫夫妇对此很是放心。
没想到，军统局和杜老板合作，由万墨林指挥青帮的人，把三个孩子暗地里给救走了，由此秘密协议才顺利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自从抗战以来，我们军统局在沦陷区部署了规模庞大的潜伏组织，想要和日伪坚持地下战斗，震慑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从去年汪经卫抵达上海组建傀儡政权开始，日伪的搜捕力量加大，潜伏组织不断遭到日伪破坏，军统局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南京区的潜伏力量目前躲到了上海，武汉区的潜伏力量躲到郊外，这样的情况怎么开展工作？”
“光是少将级特工就有六七个被捕，关键是，他们没有一个撑住日伪的审讯和劝说，都投降了日伪，这也让委座对我们军统局的表现很不满意。”戴老板说道。
“老板，潜伏活动失败被捕，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实话实说，只要他们一直在活动，就必然留下痕迹，也就有被抓到的危险，沦陷区是敌人占据主动性和优势，我们不能低估对方的能力。”
“而且日本宪兵队和特工总部的刑具非常残酷，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撑不住刑讯，您可是我们这一行的大行家，特务工作的奠基人，想必对这件事应该能够理解。”李骁阳说道。
他能怎么说？说那些被捕叛变的军统特务都是饭桶窝囊废？
这种事说起来很容易，宁死不屈、坚贞不屈这样的词的确好听，但是真的不现实，血肉之躯能抗住刑讯的没有几个，哪怕是受到专业训练的特工。
他不敢嘲笑军统局的特务，第九处的特务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表现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到了和能做到是两码事。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我也不争论是不是受刑不过才投降的问题，而是眼下的局面，必须要得到改善，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戴老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