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民族情感的底线问题。
范彬彬和高媛媛的拒绝在网络上赢得了大量好评，被认为是“有骨气”“有立场”。
当国际章接下这个角色的消息传出后，舆论的风向迅速转变。
“高媛媛、范彬彬不演的角色，国际章捡了。”
“国际章、杨紫琼、巩利联手出演日本艺伎，引发争议。”
“主动接盘？《艺伎回忆录》选角内幕。”
各种标题铺天盖地。
有些措辞尖锐到刺耳，有些则相对温和。但无论哪一种，对国际章的形象都不是加分项。
她选择了低调，没有正面回应争议，没有解释为什么接，也没有和范彬彬、高媛媛形成对照。
纪灵灵的建议是做完再说。
等电影上映，等票房出来，等奖项出来，一切质疑都会自行消散。
她们两个都坚信，斯皮尔伯格监制的这部电影不会是一部平庸之作。
罗伯·马歇尔拍过《芝加哥》，那部电影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他知道怎么拍歌舞，知道怎么拍美，也知道怎么用画面讲故事。
如果《艺伎回忆录》能在颁奖季有所斩获，哪怕只是一个奥斯卡提名，国际章的好莱坞之路就算正式打通了。
到那时候，国内舆论也会反转。
今天骂你卖国，明天夸你为国争光。
只要结果足够好，过程中的所有争议，都会被重新诠释为有远见和有魄力。
......
九月底，郑辉收拾行李准备赴美。
离开京城之前，郑辉分别去了西山美庐和紫玉山庄。
高媛媛的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孕中期的身体不适大幅减轻，胃口恢复了正常，精神也好了不少。
她每天的生活节奏很规律：早上九点起床，吃完早饭在花园里散步半小时，上午看书或者听音乐，中午休息，下午和周琳聊天或者看电影，傍晚再散一次步。
营养师调配的食谱丰富均衡，每周都有变化。私人医生的定期检查一切正常，胎儿发育良好。
她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出门，五个月的身孕已经明显到无法用衣服完全遮挡，哪怕西山美庐的私密性再好，出了小区就不可控了。
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偶尔会让她烦躁，但大部分时候她都能自己消化。
郑辉告诉她自己要去美国一个多月，高媛媛点头表示理解。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她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他背上，没有说话。
过了几秒，她松开手，推了他一把：“走吧，别误了飞机。”
郑辉低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有什么事打电话。”
“知道了。”
王菲那边是另一种氛围，她的预产期在十一月中旬，现在已经进入第八个月。肚子大得明显，整个人的重心都变了，走路时会不自觉地用手托着腰。
紫玉山庄的别墅被她布置得很舒适，客厅里永远放着音乐，有时是爵士，有时是摇滚，偶尔是古典。
郑辉到紫玉山庄的时候是傍晚，王菲正靠在沙发上用耳机听一张新买的摇滚专辑。看见他进来，她摘下一只耳机：“要走了？”
“明天的航线。”
“嗯。”
“预产期之前我会回来。”
“我知道。”王菲没有多余的话。她伸手拍了拍身边的沙发位置，郑辉走过去坐下。她把一只耳机递给他，两个人安静地听了一会儿音乐。
过了十几分钟，王菲把耳机摘了：“那几首小样我听了。”
“怎么样？”
“有两首有想法了，等生完了，嗓子恢复了录。”
郑辉点头：“不着急，什么时候都行。”
他准备做一张电子乐专辑，女声当然还是王菲来。
那天晚上他在紫玉山庄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起身的时候，王菲还在睡。他弯腰替她把滑落的毯子重新盖好，然后轻手轻脚地出了卧室。
他的公务机在伯班克机场降落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郑辉一下飞机就钻进车后座，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后期制作时间表。
他必须在这趟美国之行中把《蝙蝠侠：侠影之谜》剪辑做好，定剪之后各部门才能同步开始工作。
后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前一环节的输出，定剪是所有环节的起点。
没有定剪画面，特效不知道往哪个镜头加CG，音效不知道哪个动作需要配什么声音，配乐不知道每场戏的情绪起伏在什么时间点，调色不知道整体色调的基准在哪里。
时间表在郑辉脑子里已经非常清晰：十月份精剪完成后各部门同时启动，回国后通过FTP远程监控特效和配乐方向。
每隔一个月来一次美国确认成片效果，二月份以后彻底驻扎美国做最终后期。
这样既不会错过王菲十一月中旬的预产期和高媛媛一月的预产期，也不会让后期质量打折。
郑辉抵达洛杉矶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剪辑室，而是让美国的制片公司去获取一份特殊的资料。
伦纳德·保罗·扎基姆邦克山纪念大桥，这座波士顿地标桥梁的记录资料视频，包括桥梁的结构细节、光影变化、在不同时段和天气下的视觉呈现，以及从各个角度拍摄的空镜素材。
这座桥，是他下一部电影的隐喻核心。
那是一部他早就为范彬彬量身打造的电影，《女人的碎片》（Pieces of a Woman）。
在他脑海的原版记忆中，这部电影最精彩的是开场有一段将近半小时的分娩戏，一镜到底。
镜头从女主在家中临盆开始，跟着她在浴室、卧室、走廊之间移动，助产士来了，丈夫在旁边，宫缩越来越密，呼吸越来越急，最终婴儿降生，然后婴儿死亡。
这部电影简直就是为女演员冲奖而生的。
那种在极端生理和情绪状态下持续三十分钟不中断的表演，是任何一个演技类奖项评委都无法抗拒的东西。
它不像常规表演那样可以靠剪辑拼凑，一镜到底意味着所有情绪转折、生理反应、肢体语言变化都必须在同一次拍摄中连续完成，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切镜头的掩护。
评委会在银幕上亲眼看着一个女演员在三十分钟内完成从镇定到痛苦到希望到绝望的全部情感。
这比任何台词密集的文戏都更能证明一个演员的实力。
郑辉原本的计划是等范彬彬生完孩子之后再拍这部电影，毕竟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去演分娩，身体记忆会让表演更加真实。
但这个计划在王菲和高媛媛相继怀孕后发生了改变。
郑辉在陪伴王菲和高媛媛的孕期过程中，观察到她们情绪变化，也大量阅读了关于孕产期女性心理和生理的文献资料，并咨询了心理医生。
其中一个关键信息让他改变了计划：产后女性的大脑正处于高度可塑和脆弱的阶段。
如果在这个阶段让一个女演员反复模拟丧子创伤，大脑的杏仁核在表演极端情绪时会被真实激活，身体会记住这些信号，反复模拟丧子创伤可能会导致真实的创伤后应激症状。
大脑分不清真假，但身体记得。
这意味着如果范彬彬生完孩子再去演这部戏，那不是表演，是虐待，而且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最终他修改了计划，让范彬彬先拍，拍完再怀孕。
而且还有个好处，有王家卫在前，一部电影筹备拍摄好几年。郑辉完全可以借口这部戏“有很多新的想法需要慢慢打磨”，把拍摄周期拉长到一年。
前期拍的那些怀孕戏份，可以有意识地流出一些路透摘下假孕肚的图给媒体，让大众习惯范彬彬在演戏、范彬彬的肚子是假的。
这样，等她真的怀孕时，如果不小心被狗仔拍到了大肚子，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还在拍戏，我在入戏。”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掩护天衣无缝。
这部电影郑辉选择在美国拍，因为最核心的剧情冲突点是女主选择了在家分娩（home birth）。
这个选择在美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home birth运动发端于1960到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核心主张是回归自然、拒绝过度医疗化，认为医院分娩是产科工业化的产物，把女性身体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到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这波运动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而且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女性群体中。
她们有自己的助产士网络，有自己的分娩教育课程，有自己信奉的分娩哲学：我要用我的方式生孩子。
而在国内，你让一个中产阶级女性或者高知女性在家分娩？她会觉得你疯了。
就算到2026年，在国内的主流观念中，在家分娩依然被视为不负责任的选择。中国的产妇信任医院和医生，分娩被认为是必须由专业医疗体系介入的事件。
所以如果这部电影在国内拍，女主角选择在家分娩这个核心设定就不成立，观众的第一反应不是她有自己的选择，而是她为什么不去医院？。
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就变成了自作自受，而不是命运的残酷。
事实也是如此，2026年中国互联网上关于这部片，很多评论就是自作自受，比如B站弹幕就很多人这么说。
电影的另一个关键情节是女主起诉助产士，在2004年的美国，已有多个州通过立法承认认证助产士（CPM）的合法执业地位，但各州法律不统一，有些州助产士的执业仍处于灰色地带。
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和电影中助产士因分娩过程中的意外被追责的法律困境完全吻合。而在中国，助产士的法律地位和执业规范完全是另一套体系，搬不过来。
美国是这部电影唯一合理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