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两条文艺路线的根本分野。
作者论的核心是“为自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核心是“为人民”。
为自我，所以创作者可以无视历史真实，可以无视观众感受，可以无视道德底线。
为人民，所以创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历史，必须对历史有敬畏，对真相有忠诚，对观众有尊重。
为人民和为自我，不仅仅意味着两条文艺路线的根本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从深层次上也注定了，作者论和人性论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是一种从根本上就注定走向失败的文艺意识形态。
它在理论基因里就刻着自我毁灭的密码。
作者论和人性论，在被西方冷战机器征用为意识形态武器之后，从一套原本只属于少数电影批评者的美学偏好，变成了一种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唯我独尊”式的极端理念。
这套理念的核心诉求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创作者的自我高于一切。
它在西方被用来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制造身份对立、推动极端个人主义。
在非西方国家，它则被用来消解文化主体性、否定革命历史、培养一批心甘情愿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文化精英。
但恰恰是这种极端自私的理论内核，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长期站稳脚跟，哪怕是它自己诞生的西方社会。
因为它什么也给不了，它给不了普通人可以依靠的集体认同，给不了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给不了创作者真正能在人民心中生根的作品。
它的全部方法论就是不断地暴露、批判和解构，但它从来回答不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解构之后，剩下什么？
在西方，作者论和人性论泛滥了半个世纪之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身份政治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撕裂，极端女权让两性关系和家庭观念支离破碎，传统社区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被拆解为一盘散沙。
这不是进步，这是文明的自我绞杀。
这套理论唯一的实际功能，就是服务于那些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和文化投机分子。
作者论告诉他们：你可以用“表达自我”的名义为侵略者写情书；人性论告诉他们：你可以用“探索人性”的旗号为罪犯化妆。
在西方，这催生了一大批永远在戛纳红毯上对着镜头高谈“艺术”的电影投机者；在中国，这催生了一批把日本特务拍成哲学家、把大地主拍成圣人、把杀夫犯拍成女权斗士的导演和编剧。
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容忍这样一群人永远占据文化话语权的中心。
因为社会要运转，人民要生活，时代要进步。这些靠作者论吃饭的人，他们的存在纯粹是寄生在文化肌体上的赘生物。
所以，即便是在西方，作者论和人性论也已经在近些年遭到了越来越猛烈的反扑。
而在中国，情况更为根本，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底线。
这条底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作者论在中国只能是一个僭主，而不可能成为正式的君王。
它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窗口期趁虚而入，可以利用经济落差和文化自卑抢班夺权，但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文化自信恢复了，对西方那套东西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祛魅之后，它的僭主本质就一天也藏不住了。
近些年来越来越广泛的质疑，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民智渐开，那些曾经被公知们用“外国神话”唬住的人，忽然亲眼看到了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子；那些曾经被伤痕文学赚足了眼泪的读者，忽然发现他们所推崇的作家原来一直在拿着中情局的美金写作。
这种觉醒不是谁灌输出来的，是时代自己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会自动到来。
因为一个极其危险的现实正在浮现：人民群众的广泛质疑和文艺行业内部的追捧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反差。
在普通人早已开始对这些歪曲历史、美化罪犯、为剥削者招魂的作品感到厌烦甚至愤怒的同时，那些把控着文艺创作话语权的圈层，如影视院校的教授、电影节选片委员会的评委、占据着主流文艺阵地的刊物和媒体们，仍然在作者论的惯性里打转，仍然把那些真正扎根于人民、讴歌于时代的作品排斥在外。
文艺脱离了人民，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我们必须直视的现实。
在某些领域和圈层中，对西方价值观的追捧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自我陶醉的内部生态。
在这个内循环里，导演拍给评委看，作家写给评论家读，教授选拔下一代的教授，评委挑选符合自己审美的作品。
他们不关心作品的观众和读者在哪里，不关心普通人的真实感受，甚至觉得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是低级的、是需要被教育的。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精英主义自闭症。如果放任这种内循环继续发展壮大，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步上西方的后尘。
所以，文艺领域的路线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慢慢讨论、从长计议的理论话题。
它关乎我们能否守住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关乎我们培养出来的下一代是认同这片土地和人民、还是向往大洋彼岸那个被精心包装过的幻觉。
文艺领域的总路线，必须明确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根本方向，把审美权和评判权交还给人民。
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必须担负起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不是给他们套枷锁，而是让他们站对位置。
一个作家、一个导演、一个编剧，他们手里的笔和镜头，是人民给的，就要为人民而写、为人民而拍。
他们的作品，要真正在时代中有回响，在人民中有共鸣。
做不到这一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任你拿再多国际大奖，也不过是精神殖民流水线上的一件合格产品，顶着大师的头衔，裹着艺术的包装，干着文化买办的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