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摔断腿。医院说必须手术。我住了三天。账单六万二。两个月后收到保险公司的回信：因为我的腿不是必须进行的紧急治疗，所以不予赔付。”
“医生说必须手术。保险公司说，你的腿不危及生命，不算紧急医疗。我不知道什么叫紧急。我女儿小时候发高烧，我叫救护车，保险公司说，发烧可以自己吃药，不算紧急。我邻居心脏病发作，叫救护车，保险公司说，救护车不在网络内，只赔一半。我不知道什么叫紧急。”
“如果你调查的东西能被那些大人物们看到，请帮我问他们一句，什么叫紧急？”
德洛丽丝说完，低下头，又开始念圣经。
一个中年黑人男性突然站起来，走到前面。
“我叫马库斯。电工。去年从梯子上摔下来，手腕骨折。”
他说话很快：“医生建议手术。保险公司说不用。医生提交三次说明。保险公司审核六周。等他们审核完，我的骨头已经自己长歪了。”
“医疗账单三万八，保险不赔。工会说这是工伤，雇主说我是独立承包商，不买工伤保险。两边踢了三个月皮球。最后我自己付。”
他说完，站在那里，看着胡隽。
“你知道最操蛋的是什么吗？”
胡隽摇头。
“最操蛋的是，我不知道该恨谁。”马库斯说，“医生帮我了，真的帮了。他打了十几通电话，填了二十几份表格，嗓子都哑了。保险公司那个人，每次接电话都很礼貌，说‘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我只是按流程办事’。我恨他吗？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我恨公司吗？公司说你是独立承包商，不给你买工伤保险，这合法吗？我不知道。”
他坐回去，低着头，不说话了。
胡隽沉默了很久。
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国内时，在网上看到那些吹美国医疗的文章。什么“先进的医疗技术”“人性化的服务体系”“医患关系和谐”......
那些文字，此刻像一个个笑话。
这个叫马库斯的电工，被保险公司拖着不批治疗方案，等他骨头自己长歪了，保险说“非紧急情况下未获预授权的治疗，不予赔付”。
这叫人性化？
互助会结束后，胡隽走出教堂。
夜风吹过来，带着十月的凉意。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人一个个消失在夜色里。
“怎么样？”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胡隽转头，愣住了。
台阶旁边的路灯下，靠着一个人。紧身西装套裙，细高跟鞋，蜜金色长发在路灯下泛着光。她手里夹着一根烟，正看着他。
是昨天那个女人。
“您......您怎么在这儿？”
她吐出一口烟，没回答他的问题，反问：“听到了？”
胡隽点头。
“信了？”
胡隽又点头。
她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掐灭烟，走过来。
走近了，胡隽才看清她的脸——比昨天在巷子里看得清楚。三十出头，五官精致，带着点风尘仆仆的疲惫。眼角的细纹不显老，反而让她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我叫黛安。”她说，“黛安·科瓦尔斯基。”
胡隽赶紧说：“我叫胡隽......”
“我知道。”她打断他，“你笔记本上写着。”
胡隽一愣，这才想起来昨天笔记本给她看过。
“你真的在乎他们这些人吗？想要了解他们的痛苦，还是只是为了挖掘个大新闻，让自己赚一笔钱？”
女人突然回过头来问胡隽，让他心头一紧，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黛安看着他，突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在路灯下看起来，和昨天在巷子里完全不一样。
“你明天有空吗？”
胡隽愣住：“啊？”
“我问你明天有空吗。”黛安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明天下午，跟我去趟罗切斯特。那里有我的一个客户，得了重病要卖房子，你要是有空，就跟我一起去，说不定能听到些想要了解的东西。”
胡隽接过名片，低头看——Diane's Realty，困境房产专家，下面是一串电话和地址。
他抬起头，有点不敢相信：“您......您帮我？”
“不是帮你。”黛安转身往路边一辆车走去，“是帮他们。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想说。就这么简单。”
她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车窗摇下来。
“明天下午两点，到这个地址。”她说，“别迟到。”
胡隽追上去两步：“您为什么......”
“因为老娘今天心情好。”
车子开走了。
胡隽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消失在夜色里。
过了很久，他才低头看手里的名片。
他想起昨天在巷子里，她那四个黑人手下，她踩着他球鞋尖的高跟鞋，她凑近时身上的香水味，她说“你他妈有病吧”时的语气。
和刚才，她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些人时候的锐利。
胡隽把名片收进口袋，往地铁站走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些人”。他只知道，从今天开始，他必须在乎了。
因为有人已经帮他开了这扇门。
接下来的一周，胡隽跟着黛安，跑了四个城市。
罗切斯特市郊区那栋三居室房子前，凯文·哈里斯坐在门廊上，手里攥着一罐啤酒。
他四十八岁，白人，曾经是建筑公司项目经理，两年前被裁员。现在在亚马逊仓库做夜班分拣员，时薪15.5美元。妻子是小学教师，家庭保险计划覆盖全家。
去年三月，凯文突发胸痛，叫了救护车送急诊。确诊为主动脉夹层前兆。住院五天，做了一系列检查。账单总额：18.7万美元。
他有保险。
但保险公司说：住院非医疗必要，不赔。救护车不在网络内，只赔50%。急诊医生也不在网络内，又一张账单。某项检查是“实验性治疗”，不赔。
最终自付：13.6万美元。
凯文的妻子每周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每次都是一小时起步，换来一句“您的案子还在审核中”。有次她崩溃了，对着电话哭起来。客服礼貌地说：“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我只是按照流程办事。”
凯文指着门口那块“FOR SALE”牌子，声音沙哑：“这房子，我买了十二年。每个月的房贷，从来没晚过。我女儿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她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对着那棵枫树，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
他顿了顿。
“下个月，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芝加哥南区一栋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拉蒙·席尔瓦坐在厨房地上，抱着头。
他二十九岁，墨西哥裔二代移民，UPS夜班分拣员，时薪18美元，有工会医保。业余接点设计私活，梦想有一天能全职做设计。
去年九月，他确诊胃癌早期。治疗方案：手术加六轮化疗。预计总费用：30万美元。
他有UPS的工会医保，免赔额低，自付上限也低。他以为这下可以安心治病了。
手术预授权被拒。保险公司说：根据我们的医疗顾问评估，该患者的情况可以先尝试放疗，无需手术。拉蒙的肿瘤医生打电话去吵：这是胃癌，不是喉癌，放疗效果差远了。保险公司说：请提交更多医学证据。提交了，等了两周。回复：我们的顾问坚持原判。
吵了三个星期，保险公司“特批”了手术。但这三个星期里，拉蒙瘦了十斤。
化疗期间，他被UPS开除了——请假太多。医保跟着没了。后续治疗全部自费。
他给保险公司打电话，问能不能续保。客服说：“您可以选择COBRA，继续享受原保险，但需要自付每月800美元的全额保费。”
拉蒙挂了电话，算了算：化疗还要15个月，每月800，加上自付部分，差不多五万。不续保，直接自费，也是五万。怎么都是死路。
“我每天都在打电话。”他说，“医院、社工、慈善组织、移民援助中心......每次都有人说‘我们会帮你’，然后就没下文了。”
坦帕市一套两居室公寓里，芭芭拉·奥康纳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夕阳。
她六十二岁，白人，离异，退休前是连锁超市收银员，工作三十年。每月社保退休金1400美元，加上一点点401k，总共不到2000。有联邦医疗保险。
去年她查出乳腺癌早期，做了手术和化疗。账单总额：24万美元。
她有Medicare，她以为这就够了。
医生建议的化疗方案被拒。保险公司说：这个方案太贵，我们有更经济的替代方案。替代方案的副作用更大，治愈率低5个百分点。芭芭拉的医生据理力争，打了十几通电话，填了二十几份表格。两个月后，保险公司同意“特批”——但这两个月里，芭芭拉的病情进展了。
某次化疗后，芭芭拉出现严重并发症，需要住院。保险公司说：这是化疗的已知副作用，属于“可预期的不良反应”，不属于新的急诊情况，不予全额赔付。芭芭拉自付了8000美元。
术后复查，医生建议做某项基因检测，以确定后续治疗方案。保险公司说：该检测属于“实验性研究”，不予覆盖。医生解释：这是美国癌症协会推荐的标准检测。保险公司说：我们有自己的标准。
最终自付：4.7万美元。每一笔都是几百、几千，加在一起成了天文数字。
“我不恨他们。”芭芭拉说，声音温和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决定我怎么治病。医生读了二十年书，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看屏幕，敲几个字，就能推翻医生的决定。这合理吗？
胡隽离开坦帕那天，在黛安的汽车中沉默了很久。
“在想什么？”黛安问。
“在想这些人的故事。”胡隽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但把他们放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个系统，不是为你服务的。”胡隽说，“它是为它自己服务的。你生病了，你需要帮助，但这个系统的第一反应不是‘我怎么帮你’，是‘我怎么不赔你’。”
“还有一件事。”胡隽说，“那个互助会的牌子——‘你不是一个人’。我以前觉得这句话是安慰。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
他顿了顿。
“不是一个人在受苦。不是一个人在被这个系统折磨。不是一个人在夜里失眠、算账、不知道该恨谁。”
“这，才是社会的真相。”
黛安沉默了很久，将胡隽送到住处之后，才突然开口：
“东方小子。”
“嗯？”
“你那个什么调查，是要发到什么网站上？”
“哔哩哔哩，我们国内的一个视频网站，类似于youtube。”
“就是说你要做个视频吗？”
“是。”
“那做好了，给我发一份，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我的邮箱在名片上有，你应该没有扔掉吧？”
“在我上衣口袋里面，你要检查一下吗？”
“那就好好干，别辜负了这段时间的努力。”
黛安突然伸手，和胡隽轻轻一握，然后开车离开。
胡隽站在门口，看着车子远去，又看了看刚才被握的那只手。
那里还留着她手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