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等沈弼回答，而是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斑驳的桌面：“我的大学，就是庙街烟雾缭绕、人声鼎沸的麻将馆。
我从能识字开始，就泡在那里。在很多人看来，那里只有赌徒、汗臭和输赢。但在我看来，那里是整个香江社会的缩影，是一个信息的海洋。”
“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赢了钱吹嘘自己股票大赚的工厂老板；输了钱抱怨海关加税的贸易行经理；一边打牌一边聊着哪里地皮又被抄高的建筑工头；还有算计着每家每户底细的收租婆……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无意中泄露着这个城市运行的碎片：经济的冷暖、行业的兴衰、政策的变动、人心的贪婪与恐惧。”
“大多数人，”余海东顿了顿，强调道，“只听到了故事，只看到了输赢。但我学会了听逻辑，看规律。
我学会了从那些零散、甚至矛盾的碎片信息里，去拼凑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这比任何经济学教科书都来得更生动、更残酷，也更直接。”
接着，他引入了一点点东方哲学：“而且，麻将本身，就是最好的战略老师。它的精髓不在于胡牌那一瞬间，而在于整个过程里的算计和博弈。我们中国人打麻将，讲究的是——‘管着下家，盯着对家，防着上家’。”
他看着沈弼，试图用最形象的方式解释：“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赢。
‘管着下家’，意味着你要控制直接受你影响的环节；
‘盯着对家’，意味着你要密切关注与你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
‘防着上家’，意味着你要警惕那些能直接制约你的力量和规则制定者。
这种思维，难道不就是商业乃至国际博弈中最核心的思维吗？汇丰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如此？
需要管着下家：市场；
盯着对家：其他英资、华资巨头；
防着上家：政治层面的不可控因素。
我只是把在麻将桌上悟出的道理，用在了更大的牌局上而已。”
沈弼的身体微微向后靠了靠，原本锐利审视的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真正意义上的惊讶和深思。他显然从未以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
余海东并没有停止，他继续深化自己的论述：“至于您说的系统性的认知和架构能力，沈弼爵士，我承认这需要学习。
但我认为，学校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机械地灌输知识——那些东西会过时。它真正教会人的，是如何去学习的方法，以及养成一种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学习的耐心和习惯。”
他目光真诚地看向沈弼：“我没有机会在校园里系统地获得这种训练。但我把社会当成我的校园，把每一次观察、每一次交谈、每一次失败，都当成是一次学习和考试。
我强迫自己去看表象之下的逻辑链条，去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