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东站起身，踱步到落地窗前。楼下已经聚集了三五成群的记者，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
他沉默片刻，手指在窗框上轻轻敲击，最终做出决策：“罗律师，麻烦你以法律顾问的身份，草拟一份声明，核心是强调梅姐的艺人身份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但暂时不要对媒体公开发表。”
他转向叶梓媚，“通知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所有采访请求一律挡驾。对外统一口径，梅燕芳受到惊吓，需要静养，谢绝一切探访。”
“东哥，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怕了？”叶梓媚忍不住问道，双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
“这不是怕，是策略。”余海东转过身，目光如炬，“现在说什么都是错。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武器。我们要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让该跳出来的人，都跳出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梅燕芳方面异乎寻常的沉默，与媒体上愈演愈烈的猜测形成了鲜明对比。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与同情心。
在一处隐秘的高级公寓里，梅燕芳抱着膝盖蜷缩在沙发角落。晨光透过薄纱窗帘，在她苍白的脸上投下柔和的光晕。
她怔怔地望着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新闻，眼神空洞得像一汪枯井。左脸颊早已消肿，但那份火辣辣的屈辱感，却像烙印般刻在心上。
当余海东推门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他放轻脚步，将一杯温牛奶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牛奶在玻璃杯中轻轻晃动，漾出细小的涟漪。
“阿东，”梅燕芳抬起头，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我是不是……给你和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指节泛白。
余海东在她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目光温和却坚定：“梅姐，麻烦不是你惹来的，是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带来的。”他微微前倾身子，声音压低了几分，“你记住，在这件事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错的是那些滥用暴力、不尊重他人的人。”
他注视着她的眼睛，仿佛要透过那层水雾看进她心里：“梅姐，你现在告诉我，你想不想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还是想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梅燕芳的睫毛轻轻颤动，她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倔强的光芒：“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我不是一件商品，可以任人打骂。我有我的尊严。”说这话时，她的背脊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
“好。”余海东赞许地点点头，嘴角浮现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那我们就不能只躲在后面。但要选对时机和方式。”
在事件发酵了整整三天后，公众的同情心和好奇心都被吊到了最高点。这时，在余海东和罗律师的精心策划下，通过一位值得信任的资深娱乐记者，释放出第一条正式信息。
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那位记者在专栏中，以朋友的身份，“透露”了梅燕芳的近况和心境。文章重点引用了梅燕芳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艺人，在舞台上唱歌，是我的工作。但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性，我有我的尊严和底线。我希望得到最基本的尊重。”
这句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涟漪。它没有纠缠于掌掴的具体细节，没有指责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将问题提升到了“人的尊严”和“职业尊重”的普世价值层面。
在湾仔一家茶餐厅里，几个女白领一边吃午餐一边看报。“梅燕芳说得对啊，”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孩推了推镜框，“我们打工仔也是有尊严的！”
另一个短发女子附和道：“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凭什么随便欺负人？”
这瞬间引发了民间的广泛共鸣，无数普通职场人，尤其是女性，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对梅燕芳的遭遇感同身受。
同时，文章也“不经意”地提到，此次事件对梅燕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需要时间休养和调整。
这种适度的“示弱”，非但没有损害她的形象，反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受到不公伤害却依然努力保持坚强的“悲情英雄”形象，赢得了全城上下的同情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