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新闻、××团中×等权威账号跟进，将这首歌定义为“新时代青少年励志歌曲”。
更惊人的事情发生在大年初三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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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
魏安家。
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魏安同学，你好。”
新×社的李主任：“首先祝贺你在春晚上的精彩表演。《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我们经过评估，认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传播价值。”
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接话：“这首歌改编自梁启超先生的经典文本，主题契合当前国家倡导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奋斗精神培养，旋律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我们希望能将这首歌作为国家级宣传作品，纳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推荐曲目库。”
魏安静静听着。
李主任继续道：“也就是说，这首歌的版权将由新×社等国家机构统一管理。今后在官方宣传片、主题教育、大型活动中使用，都将通过正规渠道授权。当然，作为创作者，你的权益会得到充分保障。”
“具体是？”魏安问。
“我们会签订一份《作品授权管理协议》。”李主任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你可以保留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但财产性权利，主要是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将授权给管理机构。你在非商业性场合演唱不受限制，但如果进行商业演出，需要提前报备。”
魏安接过协议，快速浏览。
这种“收编”在中国文艺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最著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其版权管理由国家音乐著作权协会代理。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情况较少，但也有一些主旋律歌曲被官方推广，比如《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但这些歌曲大多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作者往往已故或年事已高。
像《少年中国说》这样，由在世艺人创作、首演不到一周就被纳入国家级宣传作品体系的，极为罕见。
协议条款很清晰：管理机构负责作品的推广、授权、维权，所得收益按比例分成（魏安占70%）。
同时，魏安方需承诺作品不用于任何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场合。
“还有一笔感谢费。”李主任说，“虽然不多，但代表国家对你创作成果的认可。”
金额是50万元人民币，对于一首歌来说，这已经是天价，但比起魏安其他商业收入，确实只是象征性的。
李红娟看向儿子，用眼神询问意见。
魏安沉思片刻，抬头问：“如果我以后想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这首歌，需要走什么程序？”
“提前一个月提交申请。”
李主任回答，“说明演唱场合、目的、是否对歌词或编曲进行改动。只要内容健康向上，一般都会批准。这也是为了保护作品的严肃性，避免被滥用或恶搞。”
魏安点点头。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歌，从此不再仅仅属于他个人。它成为了国家宣传体系的一部分，被赋予了更重的××和文化意义。
对音乐人而言，这是至高的荣誉。
在中国文艺评价体系里，作品被“收编”意味着获得了官方的最高认可。
这种认可，比任何商业奖项、销量纪录都更有分量。
尤其是在娱乐圈这个舆论场，有官方认可的作品护体，相当于多了一道护身符。
“我同意。”魏安说。
李主任：“那签约仪式，就定在2月7日，周一举行？你们有时间吧？”
李红娟接口：“有时间。”
“好，那我们就这么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