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文？”
“是的。”
“什么意思？”奥黛丽·赫本满怀好奇。
“纵使是天再高、再长，地再宽、再久，也是有边有界的有形事物。但我的遗恨却是绵绵不尽，永无止期。”
“说的是恨？”奥黛丽·赫本瞪大了眼珠子问道。
“爱有多深，当这个情感被翻转时，恨就会有多深。同样的道理，恨得有多深，不也意味着在爱的时候是多么深刻嘛。”
“诶～，居然可以这么说。”奥黛丽·赫本看着被写在纸上的文字，细细品尝着，并由衷地感叹道。
赫本又问道：“这样的句子是出自怎样的作品，是爱情故事吗？”
“说是爱情故事也可以啦，不过是悲剧收场的那种。”
“可以跟我说说吗？”女士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这双在电影中无比吸引人的大眼睛，被这么看着的人，没有几个不会举手投降的吧。至少亨利招架不住。
亨利也只能又提笔写下几个中文大字：《长恨歌》、白居易。一边说道：“作者是距今大约一千两百年前的人物，是当代有名的大诗人。而他这部作品则是描述……”
传统文学有一个特色，就是用典。三言两语可引用一个典故，而这个典故背后的故事，则是被默认大家都知道，或是读的人要去自己想办法知道的。
所以在向赫本女士讲解长恨歌的时候，还得讲解这些典故背后的故事，以及用在这里的作用。可能是隐喻，也可能是截取典故中的某项精神。
有时又不是用典，而是用某种形象来比喻。譬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句子，是用来形容贵妃感动落泪，显得楚楚可怜的模样。
这时亨利就用铅笔素描，形象地描绘着梨花的模样，带雨又是给梨花加上了什么氛围。
况且《长恨歌》本身包含了两个故事线，一是唐明皇与杨贵妃，一是汉武帝和李夫人。要将这八百四十字的歌行体叙事诗全部翻译成英文，几乎要谋杀了亨利这颗超级大脑的全部脑细胞。
最主要还是因为奥黛丽·赫本不满足于太过平铺直述的翻译，而失去原始作品的美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亨利用素描图画，用大段叙述补充，才有办法理解了。
所以有时一个句子总要修改几回，甚至还引用欧美文学的诗歌，才能让女士感到满意。
这时亨利不得不佩服一位旅美的文学家，林语堂先生了。他居然有办法用英文写苏东坡传，并且将那些著名诗词，用符合欧美诗体的形式翻译成英文。
总之一部《长恨歌》翻译完，已经断断续续花了数天的时间。没有博闻多记的超级大脑做支持，这件事也没这么快结束。
期间，劳勃有时也会来帮忙提供感想，或是字词上的建议。
然后笔记本也用了三大本，包含不断删改的诗句、简笔素描，还有那些典故背后的故事，都在奥黛丽·赫本的要求下，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