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里，对华夏最友好的国家。千年的战乱、动荡、信仰的更替，早已让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忆模糊不清。
他们唯一记得的是，他们的老祖宗和汉人是兄弟。
今天我们去塔吉克斯坦，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和善意。我们是不会和他们谈安史之乱的。也不会谈唐以后，黑貂之路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崛起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给汉人找的麻烦。
安史之乱以前的一千年，汉人和粟特人亲如兄弟，合则两利。汉人农耕，做工，粟特人经商。国家走上了上升通道。天宝年间，双方翻脸，分则两害。粟特几乎灭种，汉人也进入了千年下降通道。
杨凡一直疑惑一个问题，明明隋唐时期江南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两宋江南的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隋炀帝修大运河，目的就是北控河北士族（华北平原农业区），南控江南（工商资本集团）。把天下财富汇聚于洛阳。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可为什么，本该一千年前就进入资本社会的阶段，却硬生生的拖延了千年，搞得最后落了个落后挨打的局面。
直到最近，杨凡终于搞清楚了，华夏一千年卡在这里的原因。
资本社会的基石是自由雇佣。也就是劳动者是自由人，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为谁工作。他必须是独立自由的人，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资本雇佣关系。才能有资本社会可言。
可华夏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阶层。三千年都没有过。没有基础怎么能搞起高楼呢。
一方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合法雇佣工人，一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合法的出卖劳力，只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搞出资本经济来。才能有近代的大工业化生产。
华夏是什么时候才同时符合这两点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雇工都是不合法的。
两宋元明清的工人是自由人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安史之乱后的一千年里，工人的社会地位，按照历朝法律规定，雇工的法律地位介于“凡人”与“奴婢”之间，虽无主仆名分，但受多重法律限制。
打短工尚可，一旦超过月份，就麻烦了。
实际身份即被官府视为雇主的仆役。
例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庶民家庭不得蓄养奴婢，但允许雇佣工人（即雇工人）。他们虽无主仆名分，但与奴婢一样需承担劳役责任，且侵犯家长的行为在法律上会参照奴婢身份进行量刑。
这一千年里，雇工等于有期限的卖身契。雇工和雇主的关系，依然比照主仆关系处理。封建王朝的立法者，似乎不愿意给予这种在农民和地主之外的关系以新的界定。
这和儒家的重农抑商学说有一定的关系，封建统治阶层把一切新生事物，都往已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里套。用旧的一套来管理新的东西。
明末的杂记上记录有一个事情，可以反映雇工在明末的实际地位。一位富家公子向一户贫民家庭，雇佣他家的十五岁的女儿二细，作为家庭女工，主要是做家务和伺候他。雇佣期限四年，工钱一次性付清。
这位公子非常喜欢二细，所以夜夜与之交合。后来发展到出去游玩、赴宴什么的，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总惦记给二细带些回去。后来眼看雇佣期限要到了，公子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