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经大乱前的九州商业依然是达到了瓶颈，并且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贸易体系。
那现在就是长久沉寂后的爆发。
各地“工业区”所囤积的货物随着贸易的畅通而再次流入了市场，而且随着局势渐渐平稳了下去，各地“工业区”所用的民工更是重新被启用，给了百姓们一条路。
这商业的复苏，如同解冻的春水，迅速漫过运河两岸、沿海码头，向内陆州府蔓延。
江西景德镇的窑火彻夜不息，不仅是为了完成国内官绅的订单，更是为了赶上前往泉州的季风船期。
窑主们发现，通过漕海总制司的“勘合”与标准化货栈，大批量瓷器的运输损耗降低了，成本核算变得清晰。
他们开始敢于接受海外番商带有特殊纹样、器型要求的大额订单，甚至有几家大胆的，已在尝试烧制一种掺入南洋苏泥的青蓝色釉彩，专供远航。
苏州、杭州的丝织机杼声，重新密集如雨。
以往最上等的锦绣多供宫廷和显贵，如今，质地精良但花色更适应外邦需求的绸缎、纱罗，开始成箱地打包，贴上总制司的税讫封条，运往明州、广州的“官栈”。
一些规模较大的织坊，开始尝试雇佣更多脱离土地的女工，进行初步的分工协作，以应对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
没错，就是女工。
这放在原本历史之中压根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但是这一切确实在当前的九州之内，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甚至就连顾氏都没有刻意的去为此做些什么。
当然，这种现象出现也自然是有着理由。
——首先而言，就是纺织行业的变化，蒸汽的原理在这些年来已经有了十足的进步，而在供需量要求极高的情况之下，各地的商户们自是会发现女工和男工在这其中的细心问题。
说白了，就是利益。
——当利益足够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很多规矩与礼仪自然而然的也就被人忽略了，甚至这期间都没有闹出什么波澜。
因为所去聘用女工的人本身就是那些所谓规矩礼仪的拥护者。
而普通百姓们呢，则更加简单了。
又有谁不愿意家中再多一分收入呢？
当然，这其中自然是有着思想迭代所带来的变化，随着顾氏学院的出现，这一切好像就从未停歇过，无论是大治之势还是天下大乱之时。
不过这也并非是全部。
所谓的女工也仅限于适用的行业罢了。
且最大的变化也并非是只是纺织行业，而是更为大局的矿冶之地。
淮南的铜矿、江西的铅锡、广东的铁矿，在战乱期间或废弃或减产，如今在相对稳定的秩序和明确的矿税之下，重新冒起浓烟。
而且这一次顾晖做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活动。
他扩大了中枢的采矿部门。
并且对海外矿产进行了特别的规划。
此举立刻在朝野引发巨大震动。
传统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主动将朝廷的触角有计划地伸向茫茫大海之外的蛮荒之地寻找“石头”，在绝大多数士大夫看来，既冒险，又有些“与民争利”甚至“不务正业”的意味。
纵使当前海外的富足同样也已经深入到了人心之中，但这一切却还是与很多古言常识格格不入。
然而，顾晖与内阁核心成员力排众议，直接将此事定了下来。
没办法——
九州的发展其实已然达到了瓶颈。
除非在有着生产力颠覆性的迭代，不然的话要想九州达到更高的发展，唯有进行外扩。
当然，这种外扩无需动用武力。
——而是借助顾氏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顾氏如今在海外的影响同样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靠着九州天然的领先性，随着顾氏的不断外拓，这本就是足以让顾氏的声望源源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对于海外的种种，顾意同样也并没有限制顾氏进行宗教化。
顾氏在海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业与知识传播范畴，渗入了当地的精神信仰层面，呈现出一种奇特而强大的“神圣化”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形态。
这并非顾氏刻意传教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交流、庇护、传授技艺过程中，由各地民众自发塑造、并与本土信仰混杂融合的产物。
在南洋群岛及部分中南半岛沿海地区，往来贸易、传授农耕与水利技术、甚至调解部落纠纷的顾氏子弟或受其深刻影响的华人移民，常被尊为“智慧与秩序的化身”。
其中，顾氏早期几位在开拓海路、建立贸易据点、引入新式农具和历法方面贡献卓著的先人，已被当地部分族群与他们的原始神灵或佛教、印度教神祇形象结合。
而这些子弟们的才能也并不算是多强。
他们只是依靠着九州的领先，将一些常识在海外运用了起来，但光凭着这一点却也已经足够了。
而有着这些基础在。
如今顾晖要动海外的矿产自然是水到渠成。
当然，这其中绕不开顾氏。
且也只能是顾氏去做。
值得一提的是，从始至终顾氏都没有公布过自家的航海图。
在一开始时天下大族们对此其实是不以为意，但随着玉米的出现他们也开始注重了起来，只不过是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让顾易觉着有些玩味的是，如果说在原本历史之中，世家大族们有着藏书的习惯。
那么如今的大族们却是有了藏航海图的习惯。
这就是时代的演变。
虽然这种行为也终究有一天会被打破，不过这确实是当前九州的惯例了。
当然，一切的变化也自然不可能只有商业。
首当其冲的自然还是农业。
其实当前九州的农业发展已经十分超速了，且经验亦是十分的老练，自是无需多提，真正关键的还是教化之事！
顾氏学院的星火，在天下渐安后，以更快的速度向州县乃至乡镇蔓延。
这并非全是官方推动，更多是一种自发的需求。
在苏州、明州等商业复苏迅速的城市，富商大贾开始热衷捐资设立“义学”或资助已有书院。
他们的目的很实际：子弟若要进入日渐重要的“漕海总制司”、“矿勘司”乃至地方新设的“税计房”任职，仅通晓经义已远远不够，还需懂算学、律令，甚至粗通番语。
顾氏学院编纂的《实用算经》、《海事律例初解》等教材，开始在这些新兴学堂中悄然流行。
即便在偏远州县，变化也在发生。一些考取功名无望、却读过几年书的下层士人，发现了一条新出路——受聘于地方官学或富户私塾，不再只教经典，而是应要求加入《启寰新律》摘要、简易地理图志、以及关乎田契税赋的文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