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宁顿接着说道：
“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突破口。
陈高级警司，你和你的团队在过去几天里深入研究了相关卷宗和情报。
听说你们有一些基于专业分析得出的新见解和建议？我们非常期待你的分享。”
彭宁顿的语气带着期待，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连续的重压让这位老警官眼角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陈正东站起身，走到前方。
他没有使用复杂的投影，只是拿起一支笔，在旁边的白板上简洁地写下几个关键词：
“目标心理”、“象征意义”、“反常规”、“注意力分散”。
“各位，基于对‘混沌之序’已掌握案件的分析，包括其标志性符号、作案手法、目标选择偏好，以及结合犯罪心理学和逻辑推演，”
陈正东的声音平稳清晰，目光扫过在场众人，说道：
“我们尝试对对方指挥层的思维模式进行侧写。”
他首先指向“目标心理”和“象征意义”：
“这个组织不仅仅追求金钱。
扭曲的‘双蛇杖’符号、其可能宣扬的‘混乱即净化’理念，都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和意识形态驱动。
他们选择的目标，除了物质价值，往往还具有某种‘象征性’——挑战秩序、嘲讽权威、制造恐慌。
因此，在预测其下一步可能目标时，我们不能仅考虑传统的‘高价值财物聚集地’。”
现场的一众高层和骨干们，没有说话，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陈正东。
霍克和凯瑟琳，以及一些接触过案件细节的骨干们，则是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接着，陈正东指向“反常规”关键词，又道：
“从机场袭击的精准大胆，到银行劫案看似仓促实则专业的矛盾，再到他们总能一定程度上，规避我们常规侦查和围捕的事实来看，对方的指挥者思维缜密且不按常理出牌。
他们乐于看到我们按照固定模式加强戒备，然后攻击我们防备的‘盲区’或‘自以为安全’的地方。”
彭宁顿助理总监接过话：“陈高级警司，那你觉得匪徒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陈正东看了助理总监一眼，最后指向“注意力分散”关键词道：
“为了达成更具冲击力和‘戏剧性’的效果，并提高行动成功率，他们极有可能采取制造多起较小规模的混乱事件，
或者在特定时间制造事端，来分散、调动、或疲敝我们的警力资源，为主攻目标创造机会。”
陈正东停顿了一下，让众人消化这些分析。
然后，他再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我建议：
第一，在对博物馆、高端拍卖行、珠宝交易中心、重要银行金库及运钞路线等常规高价值目标，保持乃至提升戒备等级的同时；
第二，必须立即重新全面评估、并显著加强所有与警方自身相关的、具有一定公共象征意义或存在安全脆弱性的设施的安全措施。
这包括但不限于：
各区主要警局（尤其是相对老旧或位置偏远的）、警察训练中心、物证存放点（非核心最高级别）、警用车辆停放场、乃至部分高级警官住所（如果存在显著风险）。
重点防范针对这些设施的象征性袭击、破坏或骚扰。
第三，指挥中心和各区域应建立更灵活的应急响应机制，警惕并快速甄别可能用于分散注意力的‘佯攻’或小规模滋事，避免被轻易调动主力，同时保持足够的预备力量应对真正的主要威胁。”
陈正东的建议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尤其是将警方自身设施（警局、训练中心等）明确列为高风险潜在目标，并强调了防范“佯攻”的策略，让霍克总警司和凯瑟琳警司深以为然，一些骨干也露出恍然或深思的表情。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攻击警察局？训练中心？”
负责财务与行政的助理总监埃德加·威尔金斯，推了推他的金丝眼镜，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官僚系统常见的审慎与质疑：
“陈高级警司，你的分析听起来很有逻辑，但这是否有些……过于理论化，甚至夸大了威胁？
‘混沌之序’再猖狂，说到底还是犯罪组织，他们的核心目的应该是牟利。
直接攻击执法机关，除了激怒我们，引来最严厉的打击，对他们有什么实质好处？
这不符合犯罪经济学的常理。
历史上类似案例极少，且大多以袭击者迅速覆灭告终。
将本就紧张的警务资源，过度投入到保护我们自己的建筑物上，我认为需要非常谨慎的评估。”
伦敦西区总警司理查德·伯恩斯也粗声粗气地附和道：
“威尔金斯总监说得对。
我的伙计们在街上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犯罪率在升，市民报警电话快打爆了。
现在你要我把更多人抽回来守着警局大楼？
那外面的社区巡逻、案件响应怎么办？
匪徒要是真那么蠢来撞警局，正好，来一个抓一个！
但我们不能自己先缩起来啊！”
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一线指挥官的务实心态：警力是稀缺资源，必须用在刀刃上，即直接保护公众和打击街头犯罪。
中心区警司帕梅拉·埃文斯说话更直接一些道：
“陈高级警司，我欣赏你的侧写能力。
但现实是，伦敦有数十个大小警局，无数的警用相关设施。
按照你的建议进行全面升级和加强守卫，需要的资金、人手和时间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会立刻影响我们现有的所有行动部署。
‘可能’的风险，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确定’的代价？
我们是否应该在获得更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真有此类意图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目前，我认为重点仍应放在保护易受攻击的公众目标和高价值财产上。”
其他几位来自不同部门的警司也纷纷表达了类似顾虑，有的从战术风险角度，有的从公众观感角度，有的则单纯认为这是对有限资源的错误分配。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低声的议论和质疑。
陈正东冷静地听着这些反对意见，脸上并无波澜。
他理解这些警官的立场，他们受限于现实条件、部门利益和惯性思维。
“各位，”
待议论稍歇，陈正东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平稳，但多了几分不容置疑道：
“我理解诸位的顾虑。
犯罪经济学、资源分配、一线压力，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考量。
但请允许我提醒一点：
我们面对的‘混沌之序’，从其符号和行事风格看，并非纯粹的功利主义犯罪集团。
他们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象征意义’和‘制造恐慌’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甚至可能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攻击警局，对他们而言，恰恰是‘最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之一——它能最大程度地羞辱执法机构，摧毁公众安全感，宣告‘秩序崩溃’。”
他目光扫过威尔金斯、伯恩斯等人：
“历史上案例少，不代表不会发生，尤其是当对手有意打破所有常规的时候。
至于资源问题，我并非建议将所有警力撤回守家，而是建议重新评估风险，对最脆弱、最具象征性的目标进行‘重点’加固，并建立更灵活的机制应对佯攻，避免被调虎离山。
这需要的是策略调整和资源重新优化，而非简单的人海堆积。”
霍克总警司此时沉声支持道：
“陈高级警司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东区的惨败告诉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待新敌人。
他们的思维模式，确实可能超出我们的常规预计。
加强自身关键设施的安保，至少应该纳入风险评估范围。”
凯瑟琳也点头道：
“从预防和应对最坏情况的角度，陈的建议具有前瞻性。
我们可以先制定一个分级响应方案，对不同风险的警方设施进行排查，优先强化那些确实存在明显隐患且象征意义重大的。”
彭宁顿助理总监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他内心倾向于陈正东、霍克和凯瑟琳的判断，认为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且后果严重。
但作为最高决策者之一，他必须平衡各方意见，尤其是考虑威尔金斯等人代表的行政和资源现实，以及伯恩斯等人代表的一线压力。
最终，彭宁顿拍板做出了一个折中且现实的决策：
“讨论很有价值。
陈高级警司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和预警，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这样吧：霍克总警司，你牵头，联合安保、后勤和各大区指挥官，立即对我方所有关键设施进行一次快速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那些老旧、偏远或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警局、训练场所等。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一个分级的、切实可行的强化安保方案，优先处理风险等级最高的少数目标。
同时，指挥中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预案，特别要加入对‘多点分散骚扰，掩护主攻’这类战术的识别和应对流程，务必在三天内完成。”
“是，副总监！”霍克总警司领命道。
彭宁顿又看向威尔金斯和伯恩斯等人，继续道：
“资源确实紧张，所以方案必须精准、高效，不能铺张。
优先保障对公众目标的核心防护力量，但对自身关键节点的薄弱环节，也必须尽快补上。
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各部门加强协同，有任何异常情况或线索，立即共享。”
这个决定，原则性采纳了陈正东的建议，承认了风险的现实性，但并未承诺（也无力承诺）对所有警方设施进行同等强度的全面升级。
它更像是一个有限的、针对性的打补丁加强，并强调内部流程优化。
这既是出于现实的妥协，也留下了隐患——正如陈正东所料，警局等警用设施，整体上在袭击发生时，依旧会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尤其是那些未能列入最高优先级的。
“散会！”接着，彭宁顿宣布道。
会议在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总算有了一个行动方向的复杂氛围中结束。
然而，对于会议上那些持反对意见的高层而言，这个折中结果远不能让他们信服。
散会后，三三两两的人群沿着苏格兰场总部铺着深色地毯的走廊离开，低沉的议论声在厚重的墙壁间隐约回荡。
助理警察总监埃德加·威尔金斯与伦敦西区总警司理查德·伯恩斯并肩走向电梯，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风险评估？分级强化？”
威尔金斯冷哼一声，扶了扶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透着不耐道：
“说得轻巧。
最后无非是发文要求各警局自查，然后报上来一堆需要修缮的屋顶和更换的老旧门锁清单，再申请一笔根本批不下来的预算。
纯粹是官僚流程，浪费时间。”
他主管财务行政，最反感这种看似有远见、实则增加行政负担和预算压力的“建议”。
伯恩斯总警司更是直接，他粗声抱怨道：
“要我说，彭宁顿就是被机场那枪和银行那点小功劳弄昏头了，
太把这帮香港人当回事了！
保护警局？
我的警局大门永远开着接待市民！
匪徒敢来？
正好给我那些憋着火的小伙子们一个发泄的机会！
把伙计们撤回来守大楼？简直是笑话！”
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驱赶什么令人厌烦的东西，继续道：
“那个陈正东，一套套理论说得漂亮，什么‘象征意义’、‘心理侧写’，跟犯罪学教授似的。
但这里是伦敦街头，不是大学课堂！
我们要对付的是拿枪抢劫的混蛋，不是玩心理游戏的哲学家！”
另一位在会议上没怎么发言，但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中层指挥官，在咖啡间对同僚低声说道：
“看看他们来的这几天，除了在银行追车开了火（那还是我们的人先接敌的），搞出了一堆媒体头条，还做了什么实质性贡献？
机场差点被干掉，现在又危言耸听，让我们自己吓自己。
我看啊，他们自己能不能在伦敦这潭浑水里站稳脚跟都难说，指望他们带来改变？”
他语气中充满了不以为然。
在另一间小会议室门口，两位负责不同区域行动的警司短暂停留。
其中一位摇头道：
“霍克和凯瑟琳支持他，无非是‘渡鸦’案留下的印象太深，加上现在确实没辙，病急乱投医。
但‘渡鸦’是单个疯子，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一个组织。
情况完全不同。
那个香港人的方法，在东方或许有用，在这里……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加强自身防卫？
听起来更像是缺乏进攻勇气和策略的表现。”
“可不是嘛，”
另一位接口，声音压得更低道：
“我听说他们连审讯都还没参与（指银行劫匪伤情未定），整天就在办公室里看卷宗、画图表。
破案是靠脑子，但也得靠脚和拳头！光会分析有什么用？
伦敦的犯罪分子可不会按他们画的心理地图来行动。
等着看吧，等下一波抢劫案发生，他们那套‘保护警局’的理论就会显得更加可笑。”
这些私下里的议论，充满了对陈正东及其团队能力的质疑，对其建议“杞人忧天”、“纸上谈兵”的贬斥，以及一种根深蒂固对“外来者”能否理解并解决伦敦独特难题的怀疑！
甚至隐含着一种不愿承认自身陷入僵局，因而对提出不同思路者抱有微妙抵触的情绪。
在他们看来，X组或许个人能力不错，但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其领导者的战略判断，并不足以给苏格兰场面临的深重危机带来真正的、决定性的转变。
伦敦的夜晚属于街头的警灯和罪犯的枪火，而非会议室白板上的心理侧写关键词。
……
然而，会议室内短暂的争论与那份尚未形成具体方案的建议，却以惊人的速度，越过苏格兰场厚重的墙壁，泄露到了外界。
消息泄露的渠道成谜……
总之，在当天下午付印的伦敦几家晚报上，这条新闻赫然在目。
《伦敦晚报》在头版下方以醒目的标题报道：
“香港顾问新建议：加固警局大门？苏格兰场内部对‘东方智慧’意见分歧”。
文章巧妙地将陈正东的建议描述为一种“过度防御”和“缺乏进攻思维”的表现，引用“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高层”的话，
暗示此建议脱离实际，浪费本就紧张的资源，并渲染了会议上对此的反对声音。
文章末尾，笔锋一转，提及近期警局遇袭案例极少，暗讽此建议更像是“外来者”因自身在机场遇袭而产生的“创伤后应激”，并将其投射到对整个伦敦警方设施的担忧上。
《标准晚报》的评论版则更加尖刻，标题是：
“自身难保，何谈护民？——论苏格兰场决策层的新困惑”。
文章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苏格兰场，在犯罪浪潮面前的信心丧失和方向混乱！
他们不想着如何主动出击剿灭罪犯，却开始担心自己的巢穴是否安全。
文章称：
“如果连警察都需要躲在高墙之后，那么街头上手无寸铁的市民，又能期待谁来保护？
这份建议若被采纳，无异于向全伦敦的犯罪分子宣告：警方已畏缩不前。”
这些报道在已经不安的市民情绪中又投下了一块巨石。
当晚，在酒吧、在家庭晚餐桌旁、在通勤的地铁和巴士上，相关的议论变得更加具体和充满嘲讽。
“听说了吗？那个香港来的‘专家’，建议把警察局都加固成堡垒！”
金融城附近酒吧里，一个穿着衬衫的年轻职员嗤笑着对同伴说：
“他是觉得我们伦敦的警察都是瓷娃娃，一碰就碎吗？
还是他被机场那一枪吓破了胆？”
主妇们在超市排队时交换着看法：
“加固警局？
有那个钱和人力，为什么不多派几个警察到我们街区巡逻？
我晚上都不敢让我女儿独自出门了！”
东区一家生意冷清的炸鱼薯条店里，老板对着熟客抱怨：
“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请来的‘救兵’！
不想着怎么抓贼，先想着怎么把自己藏好！
纳税人的钱就是这么浪费的！指望他们？哼！”
甚至在一些原本对X组银行劫案行动略有改观的市民中，也产生了疑虑。
“他们追车开枪是挺猛，但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
保护警局？
难道不该是警察保护我们吗？
他们的思路是不是和我们不一样？”
当然，也有少数声音试图理性看待。
“也许他是看到了我们没看到的风险？
毕竟他是专业的……”
但这样的声音很快被更多的嘲讽和批评淹没。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陈正东的建议是荒谬的、懦弱的、脱离英国实际的，并且是苏格兰场领导层病急乱投医、决策混乱的又一明证。
这股舆论风潮，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警方能力的信任，也将陈正东和他的X组推到了一个更加尴尬和备受质疑的位置。
他们尚未能在伦敦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来证明自己，却先因一个“离谱”的建议，而成为了市民茶余饭后的笑谈和媒体批判的靶子。
压力，如同伦敦上空越积越厚的乌云，沉沉地压向了苏格兰场，
也压向了那支来自东方的团队。
……
就在陈正东提出建议的当天深夜，伦敦东部，哈克尼区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警局。
警局是一栋有些年头的三层砖石建筑，夜间只有部分区域亮灯，门口停着几辆巡逻车。
时间接近凌晨两点，正是警员换班后不久、相对疲倦和松懈的时刻。
突然，寂静的街道被一声尖锐的、令人牙酸的呼啸声，猛然撕裂！
“咻——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