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一时没反应过来，却惹得高长恭、李灵德几人大笑。
高延宗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地问向妻子：“笑什么？”
李灵德白了他一眼：“此乃项王问樊哙之语。”
果然，高殷随后下令搬来一坛酒和一条猪腿，还附赠了一把剑。
樊子盖虽然一开始不明白，但耳朵挺尖，听见了安德王妃之语，于是拔剑割肉，三两下吞咽入肚，片刻便食尽。
接着樊子盖打开酒坛，酒香冲鼻，让樊子盖食指大动，猛饮一大口，那香醇的滋味差点把他天灵盖都给掀起来。
虽然高殷还没做蒸馏酒之类的东西，但皇家宴会上使用的酒，较之平常人家的饮用酒香醇许多，十几岁的少年轻饮一盏，还能说痛快，一坛就很呛了。
因此樊子盖一饮完，便立刻摇摇晃晃，双手捂着嘴，酒坛掉落在绸毯上，极力压制翻腾的胃海。
这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个考教的现场，若是他能强忍，似乎就有着成功的毅力，虽然二者之间没什么联系。
好一会儿，樊子盖才松开手，摇晃脑袋，满面赤红，晃荡着跪伏在地上：“臣尚能饮也！”
高殷点点头，却也没有再逼迫他。
其实汉人和鲜卑人的风貌是很特别的，汉人的习性中讲究谦逊，能做要说做不到、试试看，而鲜卑人所带来的胡风影响，就是那股敢于争先的嚣张气焰，说得更简单点就是先把牛逼吹起来。
比如有一块所谓的“诸葛亮纪功碑”，上面写着“万岁后，胜我者过此”，刚好率兵的将领叫做史万岁，于是史万岁便说我就是应谶的万岁，推倒了石碑，带着士兵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这故事的可信度当然不高，但其中透露的风貌，便是这个时代武人的精神气，还没堕落成五代十国那样的“千年田八百主”、“为子孙计”、“谋田宅”，仍把匡正天下的得失视作己任，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利益跟国家息息相关，为国家尽孝那是真能封侯拜相，成为国家的股东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高洋流泪，说宇文黑獭不听他的话，刘桃枝就说给他三千人马，把宇文黑獭抓回来，高洋“壮之，赐帛千匹”，而另一个臣子赵道德则斥责刘桃枝吹牛，“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最后高洋把千匹帛转赠给了赵道德。
这其实就是胡风与汉风糅杂交融，互相影响的表现之一，最初追随高欢的苍头奴们仍有着那股睥睨天下的豪气，二代的继承者却受缚于现实的格差，同时也看得出继承了高澄的邺城汉人士族班底的高洋在政治倾向上将会越来越趋于保守。
很简单的道理，打仗要立功，但功业不一定出于帝家，那就会制造源源不断的帝位挑战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革制度，借助儒家的方略将军事变得可量化，功劳也就可以通过后勤、指挥、坐镇等名义进行切割，让将领所得的功业变得成分复杂，毕竟他们离不开国家的平台资源，帝王也就能在最高位上总览其功，这样就能在理论上防止下一个曹操和司马懿。
但这样一来，就在助长汉人士族官僚能量的同时，压制住了武将的自主性，毕竟能打胜仗肯定不如听话重要。理论上儒家体系下的军事架构，就是好好听话便能打胜仗，所以宋明后期的国家军队愈发地僵硬死板，便是士族和文官们长期的脱离前线、不理解一线要务而做出不符合实情的指挥，武将们又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号令，以致兵败。
即使是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向着汉化转舵的时候，也遭到了鲜卑遗老的反扑，而这股烈气堆积出了尔朱荣为首的军事集团，哪怕由于尔朱荣的个人素质失败了，余下的狂风也缔造出齐周隋唐数国。
开国之时，这种敢于争先的冒险心气最为重要。不幸落败是一回事，但敢战才能得到下一次成功。这也是新生王朝该有的风貌——“凡日月所照，山河所至，皆为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