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堆在侯伏侯龙恩和独孤勇身上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晋王在后方考核他们的KPI，为了保证成果，还派世子一同到前线来，这无疑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蒲州和世子一样重要，决不可失！
因而失败的下场也是显而易见，战败了别说封官，能保住一条命都不错了，更不用想着追随晋王、立从龙之功，有这么一场败仗，未来数年周国存不存在还两说呢；即便没被灭亡，那晋王呢？权势还能和以前一样吗？到时候他们这些晋王的死忠也会被追究连带责任，死无葬身之地！
而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最好的战略就是主动出击迎战敌军，虽说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守御就能获胜的战争，但那多数是以敌军解围撤退而宣告胜利，想要让敌军不敢再犯，那就要寻找到对方疲敝虚弱的时机发动反击，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出战。
所以侯伏侯龙恩和独孤勇的争端，本质都是要作战，一个是等待时机以逸待劳，另一个要速战速决，在齐军彻底消化河东之地前将其击退。
站在宇文训的角度来说，哪边都有道理，选择侯伏侯将军的战略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齐军若不攻了呢？
齐国本就强于周国，河东又是重税之地，他们只需要把玉璧利用起来，再在河东周围遍筑新城戍壁，打造一个以玉璧为核心的反向防御阵线，前期依靠河北输血，后期便可凭借河东本地的资粮供养起此处的士兵；而失去了河东这块税源，蒲州就要依靠关中川蜀等地调集的军粮才能存在了。
而要驻扎一股足以防备齐军大部入侵的军力，维持运转的钱粮成本是个天文数字。
自周以降，关中建都的历史已逾千年，是三个大一统王朝的基业所在，西周为镐京，嬴秦称咸阳，西汉时作长安，算上东汉末年董相国主持的迁都、宇文周的僭越、普六茹隋的大兴城和大野唐的长安，那就是七朝帝都含金量；
若再算上匈奴赵、赫连夏、苻秦、姚秦，则到北周立国的这个时代，也已经是九朝古都了。
比起川蜀、荆扬、淮南、河北等地，关中作为政权根本的经验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连带着土木工程和农田开垦也比其他地方要开发得快。
过度的发展与常年的战争破坏了关中的地理环境，致使森林面积变小，水土流失严重，西汉时的关中农田尚有4.45万顷，及至唐朝就只有0.62万顷了，衰减率达到了惊人的86.1%，再加上周隋唐三朝不断扩充关中的人口基本盘，使得关中人广地稀，已无法养活国都及周边地带的庞大人口。
唐初长安年缺粮约20万石，最高峰时缺口达400万石，这也使得关中一旦遇上旱蝗等灾害，人相食的惨剧就不可避免。
杨坚在开皇九年统一了天下，理论上可以调集全国钱粮集中供养关中，但五年之后关中爆发的旱灾让他也忍受不了了，“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老坚头亲自带着百姓去洛阳讨口子，可见在关中，有没有尊严不重要，重要的是没饭吃。
如果只有杨隋一朝如此做也就罢了，可以说是杨家治不好天下，但逐粮是隋唐皇帝的传统节目，不可不品尝：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七次迁都洛阳，在位的三十四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是在东都讨口子就是去东都讨口子的路上；
其姘头武媚娘改朝换代时顺手把洛阳立为国都，武周二十二年的国祚有十九年在洛阳；
唐玄宗李隆基五次东迁，直到裴耀卿推行漕运改革，才基本满足关中人民日渐提高的饮食需求。
高殷登基伊始所设置的转运司和水路转运使，也是参考了裴耀卿的漕运改革，而这个问题到唐中期才能解决，现在的周国还没有这样的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