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的扩大意味着成倍增加的工作量。
每天，她需要处理定居点送来的各类报告：住房分配纠纷、小型手工业坊的原料申请、学校的课程设置建议、医疗点的药品需求汇总……
她需要将这些信息梳理、评估，然后向基地物资分配部门提出申请，或在自己的权限内做出裁决。
同时，她还要与基地的人事培训部门紧密合作，从原生人类聚居区中筛选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基地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
从基础的机械操作、设备维护，到逐渐涉及精密仪器操作、初级编程、甚至太空作业预备训练。
每一次筛选都伴随着复杂的评估和家庭情况调查，她必须在提高整体人口素质、满足基地人力需求与维持社群稳定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
最让她耗费心力的，是与生物模板优化中心的协调。
随着基地扩建和轨道船坞计划的启动，对“基石”型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
她需要确保中心的运行稳定，并参与讨论后续批次“基石”个体的技能预设倾向。
同时，她也必须关注“基石”个体与原生人类居民之间的接触界面管理。
尽管两者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基本分开，但难免有交集。
如何引导原生人类适应与这些外貌相似、却高度服从、能力出众的“同事”共处，避免潜在的隔阂或冲突，成了她面临的新课题。
陈瑜确实给予了原生人类聚居区相当大的自治空间。
定居点拥有自己的简易议事机制，处理日常琐事；保留了原有的部分农田和手工业，尽管产出在基地整体经济中占比越来越小；学校和医疗系统虽然依赖于基地的技术和物资支持，但日常运作由居民自己负责。
配套的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内部交通，基地也按标准进行了建设和维护，并未刻意区别对待。
汉森博士清楚，这或许是一种务实策略：保留一个相对自然的人类社群样本，有利于长期观察和研究，也能作为技术人才和特定文化元素的储备库。
同时，一个稳定的、拥有自我管理能力的附属定居点，也能减少基地管理层的直接负担。
但她不敢有丝毫松懈。
她知道，这种“相对独立”是脆弱的，是建立在聚居区对基地的全面依赖和自身持续提供价值的基础上的。
一旦失去价值，或成为负担，这微妙的平衡可能瞬间被打破。
她必须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让聚居区的存在对基地的整体运行具有持续的意义。
因此，她一方面竭力履行好协调管理的职责，确保聚居区运转平稳，并能稳定地向基地输送经过培训的合格人力。
另一方面，她推动自己的研究团队，在虫群逆转、本地稀有生物利用、以及与生物模板技术相关的辅助生物学领域，争取做出更有价值的成果。
她甚至在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聚居区相对宽松的环境，尝试进行一些小型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观察项目，研究极端环境下人类社群的适应与演变，或许这类数据也能引起陈瑜的兴趣。
夜深人静时，她也会感到疲惫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