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措辞严厉：
“……当前有一种倾向，以批判‘文化殖民’为名，行排外主义之实。将正常的文学交流、学术概念借鉴上纲上线为‘文化霸权’，这不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更不利于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待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扣帽子……”
文章虽然没点名，但谁都看得出矛头直指许成军。
按往常，这样一篇出自权威报刊、带有定调性质的文章，往往能平息争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对于别有用心的观点许成军想来不吝于痛击。
辩论这个事他颇有心得~
深得鲁迅风骨。
三天后，《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整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与仲生同志商榷》，署名“许成军”。
文章开篇就亮明态度：
“仲生同志提醒我们要防止排外主义，用心是好的。但把对文化话语权的反思简单等同于排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接着，许成军展现了惊人的辩论锋芒：
“仲生同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我完全赞同。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判断标准谁定？如果这个标准本身是别人设定的，我们如何保证自己不是在别人的框架里‘取其精华’？”
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
“好比一个人去裁缝店做衣服，裁缝拿出一把尺子说：‘这是国际标准尺。’你用这把尺量了身材，做了衣服，穿上一看——袖子太长，腰身太窄。你抱怨不合身，裁缝却说：‘尺子是标准的，是你的身材不标准。’仲生同志，您说这时候，我们是该怪自己身材不好，还是该怀疑那把‘国际标准尺’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比喻迅速流传开来。
北大校园里，有学生把这段话抄成大字报，标题就叫《我们的身材，谁的尺子？》。
许成军继续追击：
“我从未反对学习外国文学。我反对的是‘跪着学’——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的概念框架、评价体系、叙事模式。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拿来主义’不是‘送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今天，我们‘拿来’的时候，‘脑髓’用了吗？‘眼光’放出了吗？还是别人‘送’来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
文章最后，他写道：
“仲生同志担心讨论会破坏‘百花齐放’的氛围。我却认为，真正的‘百花齐放’，不是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的花齐放，而是红黄蓝绿、千姿百态的花都能自由生长。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一种声音，要么全盘接受西方话语，要么被指责为排外——那才是对‘双百方针’最大的背离。”
“至于新路怎么走？我也没有现成答案。但我相信，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老路有问题时，新路就会在探索中出现。这条路，可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走。但第一步，是要有迈出这一步的勇气和自觉。”
“与仲生同志共勉。”
这篇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支持者拍案叫绝：“这才叫辩论！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反对者则批评“年轻人太狂妄”“不尊重老同志”。
但更多的人，是被文章中那种清晰的逻辑、渊博的引证和坚定的立场打动了。
“成军同志，海纳百川，已有大家之相！”
“成军啊，我们看着在学术圈成长，没想到已经有了今天的成绩。”
那个年代，很多人心里有类似的困惑，但说不清楚。
许成军替他们说清楚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文艺评论”栏目，转载了许成军文章的核心段落，并加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
“近期，文艺界围绕如何借鉴外来文艺理论、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有益讨论。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如何在虚心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希望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智慧。”
虽然措辞谨慎，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官方对讨论的认可，甚至是对许成军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也算是许成军意识形态领域论文的反馈。
果然，两天后，更大的站台来了。
文联主席周阳，在出席内部颁奖大会时，被记者问到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周阳沉吟片刻，公开表态：
“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年轻人有锐气，有思考，这是好事。他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学习外国文艺理论时保持主体性——是一个真问题。我们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全盘照搬。这个度怎么把握，需要文艺界同志在实践中探索。”
“我要强调的是，讨论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不同观点可以交锋，但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
这段话被各大报刊广泛报道。
“周阳同志肯定许成军”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国文艺界。
风向，彻底明朗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成了纸上的“春秋战国”。
《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的文章《文化借鉴中的主体意识》，支持许成军的基本观点。
《京城文学》发表了青年评论家黄子平的长文《从“魔幻”到“热现实主义”：一场命名的斗争》，将许成军的观点与校园里诞生的“热现实主义”概念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年轻一代文化自觉的萌芽”。
但反对声音并未消失。
《红旗》杂志内部刊物刊登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指责许成军的观点“带有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导向文化封闭”。
对此，许成军没有直接回应。
但他通过朱东润先生，给《读书》编辑部送去了一篇新文章《开放与自觉：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
文章写道：
“有人把‘开放’和‘自觉’对立起来，似乎强调自觉就是反对开放。这是误解。真正的开放，是睁着眼睛走出去，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拿什么、为什么拿。闭着眼睛扑出去，那不叫开放，叫盲从。”
“鲁迅在《看镜有感》里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才是健康的开放心态——有自信，有主体，所以敢‘将彼俘来’，敢‘自由驱使’。”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份‘魄力雄大’的自信？”
文章最后，他写下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文化上的独立，不是关起门来称大王，而是打开门，让别人进来时，我们知道自己是主人；我们出去时，记得回家的路。”
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论战，在十月底逐渐平息。
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讨论进入了更扎实、更深入的阶段。
从报刊上的短兵相接，转向学术期刊的专题研究、大学课堂的系统讲授、创作实践的自觉探索。
许成军本人，则再次从公众视野中淡出。
他婉拒了所有采访和演讲邀请，回到书斋，继续他的研究和创作。
但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在整个文化界生根发芽。
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文学与文化主体性”专题课；
在南京大学，成立了“拉美文学与第三世界写作”研究小组；
在复旦大学，“热现实主义创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员就达五十多人。
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被唤醒了：学习外国，不是搬运工式的学习，而是对话者式的学习；借鉴经验，不是学生抄作业，而是同行之间的相互照亮。
1980年的深秋，当梧桐叶落尽时，中国文艺界的空气中，多了一种此前稀有的东西——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带着批判眼光的开放意识。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人的一篇万字长文，一场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该叫什么的名字之争。
许多年后，文学史家会这样评价：1980年秋天的这场争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走向自主建构的真正起点。
从那以后，“西方标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视角”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
而在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许成军，正坐在朱东润先生的书房里，整理读者来信。
桌上堆着几百封信，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生、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几位监狱里的犯人。
一封来自宁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写信人是个中学语文教师，字迹工整：
“许成军同志：我在偏远的西北小城教书，这里连《读书》杂志都要晚半个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们手抄传阅。您说得对，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虽然我不知道新路具体怎么走，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课堂上讲《包身工》《荷花淀》时，会多一份底气——这是中国的故事，该用中国的眼光来讲。”
许成军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一群鸽子飞过，鸽哨声悠长。
而刚消停了没几天。
不知怎的，舆论风气又忽而一变。
一时间，各种报刊上再次硝烟弥漫，一场围绕拉美文学阐释权的“文化战争”全面爆发。
第一轮猛攻来自学术权威。
10月25日，《文学评论》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赵锐蕻的长文《警惕文化民粹主义倾向——评许成军同志的几个观点》。
赵教授是国内研究西方浪漫主义的权威，文章旁征博引，气势逼人：
“许成军同志以‘文化自觉’为名，实则贩卖一种危险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否定‘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试图用情绪化的‘热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对学术规范的公然蔑视！”
“更危险的是，他将文学批评政治化、民族主义化。按照他的逻辑，是否所有外来理论都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那我们要不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西方理论’？这种思维一旦蔓延，将把我们重新拖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文章最后，赵教授语重心长地写道：“年轻人有热血是好的，但学术需要冷头脑。建议许成军同志多读几本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再来谈宏大命题。”
几乎同时，《外国文艺》刊登了外文所研究员柳名九的访谈。
柳先生以研究法国文学著称，说话绵里藏针：
“我理解许成军同志的担忧，但可能他不太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最早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在1925年提出的，后来被用到文学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怎么就成了‘西方霸权’的象征？”
“至于马尔克斯本人反感这个标签——作家反感批评家贴标签，这在文学史上太常见了。福楼拜还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呢，我们能因此否定‘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吗？学术概念一旦形成，就有其独立的生命。”
访谈最后，柳名九淡淡地补充了一句：“年轻同志有闯劲是好事，但做学问还是要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忙着把巨人推倒。”
第二轮攻击更具政治杀伤力。
10月28日，《红旗》杂志内部文稿流出（后以读者来信形式摘登于《文艺报》），标题触目惊心：《“文化排外”还是“文化自信”？——评一种危险倾向》。
文章虽未点名，但字字针对许成军：
“……有人以反‘文化殖民’为名，行排外主义之实；以强调‘主体性’为幌子，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倾向表面上很爱国，实则背离了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背离了***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更狠的是下面这段：“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论调很容易与极z思潮合流。回想一下，哔哔期间不就是以‘反帝反修’为名，把一切外来文化都打成‘封资修’吗？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第三轮则来自创作界内部的质疑。
著名作家刘芯武在《京城晚报》上发表短文《尺子与镜子》，语气温和但问题尖锐：
“许成军同志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我们是否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但我想问：如果我们连尺子都怀疑，又怎么知道自己身材的好坏？文学需要镜子，也需要尺子。外来理论固然可能有偏见，但完全拒绝尺度，是否会陷入‘自家孩儿自家夸’的狭隘？”
“至于‘热现实主义’——热情是创作的动力，但热情不能代替方法。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时满腔悲愤，但他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方法，不是单凭一腔热血。”
措辞不算强烈，但是这味道，确实是老刘干的出来的。
面对这波立体化的围攻，文坛都在观望：许成军会如何应对？
沉默一周后，11月5日，《光明日报》用整整两个版面刊登了许成军的回应长文：《尺子的政治：答诸同志问》。
文章开头就不同凡响：
“近日拜读诸同志批评文章，受益匪浅。批评是思想的磨刀石，我深表感谢。但感谢之余，有些话不得不说——因为诸同志的批评，恰恰证明了我的核心论点：我们太习惯于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