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抵触感，远不止在这一个方面。普通中原人对于一系列“政治正确”，几乎都是如此态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于这些“弱势”和“少数”群体，就没干过什么，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地，也要跟着自省、反思、念经、赔罪了……
另一方面，就是“誓反”的问题。作为新教的一部分，妇女权力主张者也需要一个目标，来进行“誓反”。但这个阶段，同样出现了理论上的bug
因为誓反需要一个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它本身就失去意义了。在这里就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男权，然后才能通过对它的誓反，建立女权的组织、进行女权的活动。
然而，塞里斯和罗马并不相同，这里的礼法制度很复杂，不是罗马人那种一个父权制用遍所有地方的。反了一个，还有一大堆，那就和之前讨论原罪一样，没法直观地说清所以然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誓反这种行为，是用来和“老教”进行区分，划分内外的。
通过誓反，和“多数”或者“强势”方作对，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确立自己群体的边界，形成向心力，进而建立稳定的组织。然后，才能以此获取各种利益。
但在塞里斯，能反谁呢？
和欧洲不同，塞里斯的妇女运动，是与推翻帝制、打倒列强同步发生的。描述这段历史，以此进行誓反，目标就歪了。
比如欧洲的父权保守势力代表，是近代的教会等组织。而在近代塞里斯，持有神权的保守势力是谁呢？
是大清……
能不能对“大清”进行誓反？当然可以了。但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而是太可以了。
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世，反清本来就是个“主流”级的政治正确。通过这个行为，根本没法和别人划清界限。
想直观理解其程度，只要看一组数字就行了：在1836~1911年间，仅清朝《实录》收录的民变，就有5387次——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影响力和规模已经十分巨大，导致地方上压不住，必须上报朝廷中央要求援助和处置的，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
在1856～1865年，造反达到了最高峰。这十年发生了2332次，等于每1.5天就有一场大规模造反，跟刷日常似的……
而规模更小的，官府都懒得记录。因为都去管的话，就算能镇压，府里老爷们也得过劳死了……
这个情况下，说自己反对封建男权，向大清发起誓反，当然没法建立立场明确的女权组织——反清的人太多了，大家全都涌进来，表示“巧了，我也反”。那还怎么区分呢？
所以，就算历史上确实有反清的女英雄，而且人家真的在反对君权和父权，也没法拿出来，作为现代组织的凝聚点。究其原因，就是这种尴尬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