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门口是一派八十年代中期特有的景象。
砖砌的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大河县人民医院”几个字，油漆已经有些漏出了底色。
门前的水泥地坪上停满了自行车，大多是黑色“永久”“凤凰”，偶尔有几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网兜或帆布包。
来往的人群穿着以灰、黑为主的衣服，棉袄棉裤是标配，偶尔能看见穿军大衣的，领子立起来挡住寒风。
几个卖烤地瓜的小贩推着铁皮桶炉子，红薯的甜香混着煤烟味飘散。
门口台阶上坐着几个等待的家属，手里捧着铝饭盒，里头装着自家带的干粮。
张景辰推着那辆“带棚三轮”过来时，吸引了不少目光。
这东西在医院门口显得格外新奇。
“哟，这车挺新鲜！挡风啊！”一个刚停好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好奇地停下来，打量着。
车停稳后，张景辰没有立刻去扶于兰，而是先仔细检查了一遍固定车棚的铁丝和绳结，确认都很牢靠，才转身，小心地掀开棚子前面的帘子。
“慢点，扶着我。”他一手稳稳地托住于兰的胳膊，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腰后。
旁边恰好有一对年轻夫妻经过。
女人挺着约莫五六个月的肚子，自己慢吞吞地从自行车后座上挪下来，她丈夫则扶着车把站在一旁看着。
那女人看见张景辰的动作，忍不住用胳膊肘捅了捅自己丈夫，压低声音说：
“你看看人家，整的这玩意儿多暖和，扶得多稳当。”
她丈夫探头看了一眼，撇撇嘴，有些不以为意：“有啥啊，我也能弄。再说不就是扶一把嘛。”
“你能弄？”女人白他一眼，语气里带着不满，“上次我腿抽筋让你扶我一下，你差点把我撂地上。
人家还给车弄个棚子呢，你倒好，大冷天让我坐自行车后座，冻得我脚都没知觉了。”
男人被说得有些讪讪，摸了摸鼻子：“那不是……不是没想到嘛。光急着出门了。”
“你就是不想。”女人气呼呼地丢下一句，自己挺着肚子往前走。
男人赶紧推着自行车，嘴里“哎哎”地跟上。
张景辰没听见身后这小夫妻的对话。
他仔细地将于兰扶下车，站稳，这才用带来的铁链子把三轮车锁在指定的停车区域旁边。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医院门口有戴红箍的看车老大爷，这年头偷车贼有，但在医院这种地方相对少些。
两人走进医院大门，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走廊地面是水磨石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损出坑洼。
墙壁下半截刷着深绿色油漆，上半截是米黄色，绿色部分已经斑驳。
挂号窗口前排着十几个人，队伍缓慢挪动。
窗口是木质的，中间开了个小玻璃窗，窗框上的黑漆磨损得厉害。
里头的挂号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蓝布套袖，正低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表情有些不耐烦。
“挂妇产科。”轮到张景辰时，他言简意赅。
“一毛五。”挂号员头也不抬。
张景辰递过去两毛钱，找回五分。票是那种窄窄的纸条，上面用复写纸印着科室和编号。
妇产科在二楼。
楼梯是水泥的，扶手刷着绿漆，摸上去冰凉。
走廊两侧的长条木椅上坐满了人，有孕妇独自来的，也有丈夫陪着的。
空气里消毒水味更浓，混杂着各种体味。
等了好一阵子，护士才在诊室门口喊：“28号，于兰！”
张景辰赶紧搀扶于兰起身，把她送到诊室门口就被拦了下来。
诊室里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花白头发梳得整齐，戴着白帽子，口罩拉到下巴处。
看见于兰进来，她抬抬眼皮：“几个月了？”
“大概……六个多月、快七个月了。”于兰有些拘谨地回答，在医生面前，她本能地感到紧张。
“坐。”医生指了指诊床，“末次月经什么时候？”
于兰红着脸回忆了一下，报了个日期。医生在病历本上刷刷写着，字迹潦草得像天书。
“有什么不舒服吗？恶心、呕吐、头晕、水肿？”医生按照惯例问着。
于兰一一摇头或点头回答，说到最近下午偶尔心悸时，医生停下笔，看了她一眼，让她躺下，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听心肺，又在病历上写了几笔。
医生边听边记，又问：“准生证带了吗？”
于兰赶紧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封皮的小本子递过去。
准生证——计划生育的产物，没这个证，孩子上不了户口，单位不给产假，医院甚至可能不接生。
上面盖着街道和单位的好几个红章。
医生翻开看了看，点点头：“收好，丢了补办麻烦。”
然后开始正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