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德尼罗在片中饰演热门脱口秀主持人莫瑞·富兰克林。尽管戏份不多，但这一角色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吴忧的镜头里，莫瑞不是简单的电视名人，而是资本蔑视底层人民的传声筒，代表着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冷漠与压迫。
“我一直想和你合作，埃迪。”德尼罗与吴忧拥抱致意，“这个剧本让我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那是因为你看出了它的本质。”吴忧笑道。
在影片中，莫瑞是虚伪精英的缩影，话语霸权的执行者。表面上，他以亲切幽默的形象示人；实际上，他对嘉宾的嘲弄和观众的煽动无不暴露其冷酷本质。这种反差正是资产阶级旗下公共媒体的真实写照，表面友善，实质冷漠。
第二天，杰瑞米·艾恩斯也来到了芝加哥，他将出演托马斯·韦恩，布鲁斯·韦恩的父亲，哥谭市最具影响力的精英代表。
与莫瑞不同，托马斯·韦恩在影片中被塑造成光明正义的化身，几乎是不可指摘的道德楷模。然而正是这种“伟光正”的形象，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将个别案例上升为对整个贫困阶层的攻击。他是精英权力的具象化，系统性压迫的施行者。
吴忧特意安排了一天时间，与两位资深演员深入探讨角色内核。
“莫瑞不应该被简单演绎成一个反派，”吴忧对德尼罗解释道，“在他看来，自己才是理性和秩序的捍卫者。他对亚瑟的嘲讽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这才是最可悲的部分。”
德尼罗若有所思：“就像那些自以为开明的自由主义精英，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实则建立在维持现有权力结构的基础上。”
“Exactly！”吴忧赞赏地点头，随后转向艾恩斯，“至于托马斯·韦恩，他是整部影片中最危险的角色，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站在正义一方。他对待亚瑟的态度不是仇恨，而是彻底的否定。他不承认亚瑟与自己有任何关联，因为这威胁到他精心构建的世界观。”
艾恩斯轻轻摩挲着剧本边缘：“所以他是系统性恶的代表，甚至比明目张胆的邪恶更具破坏性。”
“因为他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自己在作恶。”吴忧总结道。
亚瑟·弗莱克弑母情节，在吴忧的设定中，这一行为象征着亚瑟与资产阶级和解之路的彻底断绝。潘妮·弗莱克，亚瑟的母亲，代表着向精英阶层妥协的无产者。
他们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从精神深处渴求统治者的认可，甚至不惜接受思想阉割，转而成为压迫新一代无产者的工具。
这一隐喻通过镜头中一闪而过的医疗档案揭示：潘妮曾接受过脑叶白质切除术。这项臭名昭著的精神外科手术在上世纪中叶曾被广泛用于“治疗”不合作的患者，实则是统治阶级规训顺从个体的手段。它象征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隐形暴力，一种更为隐秘且残酷的身体管控。
“所有人安静！实拍开始！”副导演高声喊道。
片场顿时寂静下来，只有摄影机运转的微弱声响。蒂姆·罗斯站在病床前，注视着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他的表情异常复杂，愤怒、悲伤、怜悯与决绝交织在一起。
吴忧紧盯着监视器，不敢错过任何细微变化。这场戏的情绪层次极为丰富，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内心的激烈挣扎，再到最后的残酷决断，每一步都需要精确把握。
“Cut！”吴忧喊道，然后走近蒂姆，“很好，但我们再加一条，这次我要更多的内心冲突外化。记住，你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斩断锁链。”
经过十余条拍摄，吴忧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画面。镜头中，亚瑟捂死母亲的双手既温柔又残忍，仿佛在执行一项神圣而可怕的仪式。当他最终松开手时，眼中闪烁的不是罪恶感，而是解脱。
“完美。”吴忧低声自语，这一幕将成为影片的重要转折点。
接下来的两周，剧组转战芝加哥市中心，拍摄影片高潮部分——亚瑟在直播节目中杀死莫瑞，并引发全城骚乱。
德尼罗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这位传奇演员贡献了可能是其最为复杂的演出：莫瑞在面对失控局面时，依然试图保持那份高高在上的冷静，但他的眼神中偶尔闪过的恐慌暴露了内心的脆弱。
“你以为杀死我能改变什么？”莫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道，语气中不带恐惧，只有纯粹的困惑，“明天就会有别人来接替我的位置。”
亚瑟微笑着回答：“但今晚，整个哥谭都会听到我们的笑声。”
“另外，我们终将摧毁你所在的舞台。”
这场戏拍摄结束时，整个片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剧组成员，也被表演中的情感强度和道德模糊性所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