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腊月二十。
长安街上挂起了红灯笼，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赶在春节前最后一波采买。
方远坐在央视一个办公室的门口。
现在，能把方老板晾在门外等着的人不是很多了。
方远倒是不无聊，靠在临时搬来的椅子上大开脑洞。
你说，让岗岗穿上JK，怎么样啊？什么感觉啊……
想啥呢！是在考虑新专辑造型呢！
“方老板，邹主任忙完了，您可以进去了。”门开了，一个中年男子走出来提醒。
“哦哦，好的，谢谢陈秘书。”方老板擦擦口水，如梦初醒。
方远推门进去，四周墙壁上挂着历年春晚的经典剧照——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费翔点燃冬天里的那把火，杨玉莹站在舞台中央光芒万丈……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而制造这些记忆的人，此刻正坐在正对面的办公桌里。
办公室不大，一张宽大的办公桌，背后是装满书籍和文件的书柜，墙上挂着一幅“艺海无涯”的书法，落款是某位已故老艺术家的名字。
邹友开，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春晚的总监制，中国电视文艺的掌舵人之一。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名字意味着太多。他不仅是一个行政领导，更是一个时代的把关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能登上国家电视台，什么样的歌曲能传递到千家万户，什么样的价值观能被亿万观众接受……
某种程度上，他握有定义“主流”的钥匙。
“邹主任，打扰了。”方远伸出手。
邹友开起身握手：“方老板，坐。”
他重新坐下：“听说你最近在首都挺忙，星火传媒发展得不错。”
“都是领导们支持，同行们抬爱。”
邹友开拿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着的茶叶，喝了一口，才缓缓开口：“年关将近，方老板不急着回上海，反倒来央视找我，应该不是单纯来拜早年的吧？”
到了他这个位置，每天要见的人太多，有来要资源的，有来汇报工作的，有来攀关系的。
他对方远有所耳闻：一个从上海起家，短短几年就把星火传媒做到行业头部的年轻人，旗下有杨玉莹、宁静、解晓东、周杰等一批当红艺人，最近还在首都成立了分公司，显然野心不小。
这样的年轻人来找他，无非是想要更多的曝光，更多的机会。
邹友开见过太多。
“确实有事想和邹主任商量。”
方远开门见山，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方案，推到邹友开面前。
“一个关于中国流行音乐未来的想法，想听听您的意见。”
邹友开瞥了一眼封面上“关于设立‘中国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构想方案”几个字，没有立刻翻开，而是看着方远。
“音乐奖项？国内不是没有，你们公司的杨玉莹不是还得了个金唱片吗？各地电台、报纸也办过一些评选。”
“那些不成体系，影响力有限。”方远毫不客气。
“邹主任，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香港有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台湾有金曲奖。
这些奖项每年颁奖，定义着什么是好音乐，谁是最佳歌手。媒体争相报道，观众热烈讨论，获奖的歌手身价倍涨，唱片大卖。
而我们内地，拥有最大的市场，最多的听众，最丰富的文化底蕴，却连一个能与之比肩的、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专业音乐奖项都没有。
我们的歌手，我们的作品，要获得行业认可，要获得大众认知，反而要去迎合别人的标准，去争取别人的奖项。”
邹友开没有说话。
“这不正常。我们是流行音乐的生产大国，却失去了对‘什么是好音乐’的定义权。
长此以往，我们的音乐人会不自觉地向港台风格靠拢，我们的听众会习惯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几个奖杯的问题，这是话语权的丧失。”
办公室里有片刻的安静。
邹友开终于伸手，翻开了那份方案。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偶尔会停下来，视线在某一行字上停留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