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时文制义，必定是要根据时局来改易写法的，却不存在一时通，便时时通的道理。
——若不是悟通这点，他又哪里会弱冠之年便轻松登第？
不多时，船已靠岸。
两人顺着船夫遥指，寻路而入。
转入一片葱郁的林子，不多时便看到前方林荫空地上，书案整齐摆布，瓜果酒水俱有，已然是群聚着一堆身穿儒衫的士子。
两人刚刚靠近，还未及通报名讳，便听见场中传来一阵极为激烈的争论声。
“天如此言大谬！我断然不能苟同！”
一名中年儒生猛地一挥袍袖，连连摇头。
此人身形削瘦，颧骨微高，站在人群之中，透着一股孤峭逼人的气势。
正是江西豫章文社的名士，艾南英。
此人乃是官宦世家，长大后受教于古文名家、戏剧大师汤显祖。
他有感于科场八股文章腐烂低劣，是故力推追复唐宋文风，来除科场八股之弊。
在天启年间，于大江南北已是颇有威名，人称豫章社主。
但真正令他名声彻底爆炸的，却是三年前发生的一桩故事。
一桩与东林、阉党相争有关的故事。
天启四年夏秋之时，正是杨涟上奏二十四大罪，阉党东林争斗得最为激烈之时。
而当年的乡试秋闱，就正好发生在八月，因此也就成了两派争斗发力的重要场合。
阉党这边，只是时势稍起，且不必说。
但东林这边，却有许多人出任了各省乡试的主考官。
朝中在发声，地方上自然也要发声。
于是，就有些主考官，直接在乡试试题之中开陈立场，以求考选出靠近他们理念的英才。
湖广主考方逢年，章允儒，出策问：
“权珰阴沮，窃弄威福，举朝交击之，而莫能去矣，何解？”
浙江主考陈子壮，周之纲，出策问：
“夫自宰相以至宠幸，自宠幸以至阉宦，其权愈失，其失愈下，虽英主不觉，势有必然，故曰天下事制之在始。”
江西主考丁乾学（注：马文科那个被气死的内书堂老师），郝土膏，出策问：
“今天下夷狄、盗贼、奄竖以及兵患民患，莫不灼然众著，何解？”
山东主考熊奋渭，李继贞，出策问：
“名法家有言，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则为人所制……夫不信则疑人，自圣则轻且贱人，而狐假者中窃焉。斯言毋乃阶厉欤？”
这边是最真实的明朝党争了。
一纸一笔，无物不可为剑。
就连全国统一高考的试题，同样也是能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的！
——而艾南英，正是此轮乡试中，东林考选出来的英才。
他应试江西乡试，直接呈上策论：
“东阳之委蛇，既未可为；健迁之洁己，亦岂得策？韩文之声大义，固未可尽非乎？”
“顾何以如杨一清卒清君侧耶？则彰之往，而孚号有厉，此一豫也。”
东阳者，李东阳也；
健迁者，分别指刘健、谢迁；
韩文则是当时户部尚书。
再加上最后一个清君侧的杨一清。
所有这些事例凑起来之后，说的其实就是正德时期，百官群臣对抗刘瑾八虎之事。
事实上，这也是李东阳、谢迁能得“文正”谥号的关键。
如张江陵一般，改革治事，挽救天下，算不上文臣心中的最高成就。
逆颜直谏，于昏昏黑暗之中，逆势而起，清扫君侧，绝小人之蛊惑，致圣人之垂拱，这才是这些文臣心中的最高的成就！（注：此论不代表作者意见。）
但是……
这种手段终究还是太过幼稚了。
大明党争的诸多关键中，生员、举人算什么？天下舆论又算什么？
徐阶、高拱、张居正都证明了。
党争之事，从始至终，最关键的事情，只有一件而已！
那便是要拿住皇帝的宠信！
这场轰轰烈烈的秋闱大反攻之后，上述诸多出头的主考官，罢官的罢官，削籍的削籍，下狱的下狱，全都没了声音。
而紧随其后天启五年的春闱会试，魏忠贤更是将会试的主考官，大部分换成了阉党一派的人物。
而卷入这场风波，献上投名状的艾南英，则是获得了剥夺举人功名，罚停三科（九年）的结果。
但考场失意，名利场却未必失意。
正因这英雄式的举动，艾南英的名声在大江南北立时便是一时无两。
其人原本就以革除八股时弊为己任，到了这个时候，更是负气凌物，目无余子了。
——用人话来说，这厮现如今变成响当当的意见领袖了。
……
艾南英怒斥一声，目光扫过张溥等人，语速极快。
“夫文之通经学古者，必以秦汉之气，行六经、《语》、《孟》之理！”
“若论本源，自然是降而出入于韩、欧、苏、曾！”
“这几位，才是秦汉文章的嫡子嫡孙！”
艾南英冷笑一声，指着对面江左诸人，丝毫不留情面。
“今人呢？为辞章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
“反倒去猎奇弇州（王世贞）、于麟（李攀龙）的所谓今时古文，自以为便足够。”
“却不知这根本不是古文，不过是仿照六朝的浮艳之词，割裂补缀，再披上一层《史记》、《汉书》的皮毛罢了！”
他语气激愤，继续开炮：
“圣人之言，各有其时，各有其为。”
“如今的制举之文，偏要硬塞经书原话去凑题目，甚至强行扭曲己意去迎合经书。”
“只业一经却误用其四，你们居然还敢自号‘尊经’。”
“我只恐先圣若是有知，看了你们这些文章，必觉污秽而作呕！”
“今日制举之弊，已到了何等地步？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此皆空疏不学之故！”
“改易改易！改良改良！改到最后，全都是迎合主司喜好罢了！”
江左江右，这所谓的远古（唐宋八大家），近古（明朝一些复古文人）之争，由来已久。
这看起来争的是文风，实际上争的却是士林声望，舆论主导，甚至是科考时文风向的话语权！
王安石改革，立新学，以《三经新义》为科考本经；
张居正改革，虽未著说，却也是重推程朱，大力打压心学，禁毁天下书院。
这两人所处之世不同，所用策略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一样的道理。
学术和权力，在儒家体制下，是脱不清干系的。
要拿住儒家权力，必定也要将儒家学术话语权牢牢握住才是。
也只有永昌帝这套改革奇奇怪怪，整天在实事、公文、查调、绩效各方面上打转，论起学术来却总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
有时候，是韩非、管仲等先秦之说，有时候是宋时的荆学、永嘉说法，有时候却又程朱、陆王的说理都会援引。
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政词话和新政概念。
只是，人地之争，科学之道等等说法，虽然新颖，却始终缺乏一个大一统的学术概念，着实令人摸不清这位皇帝的路数。
——但这件事情，或迟或缓，终究是要被提上案头的。
所以两派如今这番争斗，却不仅仅是争过去的旧怨，也不仅仅是争眼下这口气，而是在争更长远的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