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商报》头版便是一行粗黑标题：
《咒君父者，国贼也！》
这篇文章都是白话，可并不是那种市井的话语，偏偏还能看出点文化。
简单的说，就是读书人故意用白话写成的，就是为了让普通百姓看懂。
《商报》作为民办报纸，最早的对象是市井商人群体，也是最积极响应“白话运动”的报纸。
“隆庆八年，风调雨顺，湖广粮船直抵京师，南直隶纺机昼夜不休，山西煤窑一日出煤千石。此何人之功？陛下宵衣旰食，阁臣励精图治，百姓方得一口安稳饭。”
“今有礼部堂官，不思报国，反于陛下静养时议迁太庙。试问：陛下尚在，便急着挪祖宗牌位，是何居心？街边老媪犹知‘咒人死，丧天良’，礼部诸公读圣贤书，竟不如一老妇？”
“商贾纳税，朝廷修路、设警、办学。此谓‘约’。今陛下病中，臣子不尽忠祈福，反操弄礼法以乱朝纲，是毁约也！毁约者，天下共击之！”
文章最后列了一串数字：隆庆元年至今，商税岁入增几何，漕运粮额涨几成，边关互市几时稳。末尾一句：“此太平盛世，谁欲搅乱，便是与万民为敌。”
茶楼里，伙计念一段，底下茶客骂一声。
“说得好！咱们交的税，是让朝廷办事的，不是让他们斗来斗去的！”
“礼部这帮人，吃饱了撑的！”
这篇文章，是《商报》主编范宽亲自主笔的。
以往《商报》的立场都是不掺和政治。
但是这一次的局面实在是太顺风了，礼部如今是人人喊打，这样一个攻击六部衙门的机会，若是错过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范宽的文章纯粹就是煽动情绪，这也是《商报》最擅长的，偏偏百姓心中也是有杆秤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嘉靖朝时期朝政混乱，党争不断的日子的，谁也不想要再回去。
《商报》这篇文章，等于是市井之中的檄文，激发了民众对礼部的厌恶。
而《新乐府报》则另辟蹊径，头版登了一篇《问礼礼部》：
“夫太庙者，礼法之所系；君父者，社稷之所依。今舍君父而争礼法，是重虚文而轻实政，此非儒者本分，乃腐吏之痼疾也。”
“本报素倡百姓之道，然民之所贵，在安居乐业。今朝廷与民有约，民纳税以养政，政修明以安民。”
“礼部此举，耗国力于无益之争，毁朝廷于将安之时，是背约也。背约者，天下共弃之。”
文章末尾附了一则“旧闻”：嘉靖朝大礼议，朝堂相攻十余年，边镇军饷拖欠，流民遍地。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望诸公慎之，勿使神州再陷党争泥潭。”
国子监里，监生们争相传阅。
“《新乐府报》这回说到根子上了，争这些虚的，不如干点实事。”
两报一出，街头巷尾再无杂音。
《新乐府报》这篇文章，有一定的阅读门槛，针对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一定文化的读书人，特别是对李贽一直提倡的“民约说”有一定了解的读书人。
这些读书人，未必有什么职位，甚至可能连官府中人都不是。
但是大明素来敬重读书人，街坊邻里的读书人，往往就是附近百姓的“主心骨”，特别是这个新时代，读书人在傍晚下工后，给街坊邻里读报，已经成了一种京师常态。
而这些人赞同《新乐府报》的理论，这篇报道又骂了礼部，又传播了李贽的理论，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如此汹汹民意，加上六科叩阙弹劾，秦鸣雷只能请罪在家。
秦鸣雷告病在家，就遭到了百姓扔烂叶子，秦府向皇家治安司报警，可出警的巡警只是象征性的巡逻了一番，根本没有当回事。
甚至秦府的仆役出门采买，附近商市的商户都拒绝卖东西给他们。
礼部暂驻的太庙西厢，更是冷清。
主事们点卯时都低着头，匆匆来去。邻近的牲房腥气飘来，无人再抱怨——如今能全须全尾走出这院子，已是万幸。
很多人甚至连家都不敢回，留在官署好歹还能有口饭吃，有个歇息的地方。
如果回家之后，听说是礼部的官员，怕是连菜都买不到。
坊间的议论声越来越响。
《商报》骂得痛快，《新乐府报》讲理透彻，连一些地方小报都跟着踩上几脚。
可偏偏官报《乐府新报》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份由苏泽创立的官报，向来是朝中风向标。
它不说话，许多人心里便犯嘀咕。
“《乐府新报》怎不发声？”
“莫非内阁里头还有别的想法？”
“不能吧，六科都叩阙了，国子监也去太庙祈福了，民意汹汹，还能有变？”
茶楼里，猜疑声渐起。
《乐府新报》依旧静默。
而《乐府新报》的编辑部内，如今负责报纸运营的张位也很头疼。
《乐府新报》是官报，所有内容必须要慎重。
作为官报，当然不能和《商报》一样，攻击六部之一的礼部。
也不能和《新乐府报》那样，谈什么“万民约契”。
而其他的角度，很多小报都已经报道过了。
几篇稿子张位都不满意，焦头烂额下，张位求到了自己的同年，也是老上司，前一任《乐府新报》总编罗万化。
罗万化提笔一写，就是三天。
这三天，张位也不敢催。
一直到了第三天，罗万化才带着稿子，来到了《乐府新报》的编辑部。
张位急地将罗万化迎入编辑部，焦急地说道：“外头都在等《乐府新报》的稿子，总算是将一甫兄的稿子盼来了！”
罗万化落座之后，张位甚至来不及唤人奉茶，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一读，张位就傻了！
标题赫然：《论嘉隆之治，当定万世不祧之基》
文章开篇不涉争议，只叙事实。
“自嘉靖末季，革弊振衰，至隆庆改元，承平续治。八年间，清丈田亩，国库丰盈；整顿军务，边防稳固；开海通商，货殖流通；兴学办报，民智渐开。此非一人之功，乃两朝相续，政通人和之果也。”
笔锋一转，切入礼法核心。
“太庙之制，七庙、九庙，皆因时而变。然制可变，道不可移。何谓道？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承前启后，开太平之基是也。”
“今议‘亲尽则祧’，所争者，牌位之序耳。然庙堂之重，岂在木主之位次？在功业，在传承，在是否开一代之治，奠万世之安。”
接着，他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说法。
“嘉靖皇帝，承武宗之乱局，肃清弊政，启用贤能，始有中兴之象。隆庆皇帝，继嘉靖之基业，推新政，拓疆土，实开太平之盛。两朝政绩相连，民心相续，可称‘嘉隆之治’。”
“既为‘治世’之开端，则开创之功，当享永祀。臣冒昧进言：嘉靖皇帝庙号‘世宗’，然其于国朝有继往开来之实绩，可酌议尊为‘世祖’，万世不祧。”
最后一段，寥寥数语，却如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