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伪造宝钞”之罪，与此类伪造“官方特许”、“内幕消息”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在淆乱视听、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
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
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
任何一条法律，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
所以这条法条，必须清晰界定此种新型犯罪。
李一元又写道：“凡以虚构朝廷特许、捏造海外利源、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印制、贩卖所谓‘股票’、‘股券’、‘拓殖凭证’等无实契之空券，诱使良善出资购股，意图骗取钱财物者，即为‘伪券诈财’之罪。”
然后就是罪责了。
这类经济犯罪，主犯都是做局的人，他们是最需要严惩的。
一个骗局也不是几个主犯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的，必然也有一批骨干煽动，他们是一般都是明知道是骗局却还加入，就为了从中渔利，将身边亲友坑下水。
所以这一类人，必须要严惩。
“主谋、印制者、首要煽动者，视同伪造及诈欺主犯，罪加一等。”
接下来，就是要体现律法的“温情”了。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律法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司法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什么都要抓，那执法人员就会压力太大。
人人都抓，就等于人人都不抓。
所以李一元又补上一条：
“区分首从，罚当其罪。”
儒家讲求“刑罚世轻世重”、“罚当其罪”。
所以对于受雇散布消息、不明就里参与售卖的小角色，可依“为从”论处，但需强制其退赃或罚役。
购股之小民，虽愚昧贪利，然实为受害者，新法当明确其有告发免罪或减罪及追偿之权，体现朝廷“仁恕”之道，避免苛责无知百姓。
这些写完，一气呵成，然后就是如何执法的问题了。
李一元想到的还是治安司。
案件是治安司发现的，这类案件扎根于市井，调查起来也需要治安司的力量。
李一元再次提笔：
“凡市面流通之此类券契，治安司有权查验其发行凭据、官府批文真伪。无实据而贩售者，治安司可即行查封铺面，拘押人犯，封存赃款赃物，并速报有司审理。”
这解决了沐昌佑面临的“无法可依、无权处置”的窘境。
最后就是先礼后兵了。
“此法自颁布之日施行。此前所发伪券，限一月内由发行者自行清退钱款，向治安司具结悔过，可酌情减等论处。逾期不退、继续行骗者，依新法严惩不贷！”
同时要求各地衙门、巡检司、治安司张榜公布新法，务必使“伪券之害，家喻户晓；朝廷之法，妇孺皆知”，以儒家“明刑弼教”之理，达到震慑与教化并举之效。
一份题为《惩处伪券诈财疏》的奏疏就写完。
写完之后，李一元又敲开隔壁徐叔礼的房门，请他校对奏疏。
徐叔礼读完，也觉得这份奏疏写得极具美感，浑然天成，自己这位上司担任通政使真是可惜了，刑部尚书才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等到徐叔礼校对完毕，李一元说道：
“我们入陕之后的见闻，你有什么看法？”
徐叔礼老实说道：“陕西近年来灾害频发，今年春季就遭了蝗灾，但是陕西布政使衙门却没有上报，竟然还对百姓足征夏粮！”
“陕西官员素质也低下，都是一些自知没有前途的官员，到了地方上要么尸位素餐，要么就想着捞钱。”
“唯一的好事，是戚侯平定河套之后，陕西不用再出人出钱秋防，少了兵灾之祸。”
李一元赞同的点头，他说道：
“天灾频发，但是陕西地方官员能力不足，救灾不利。”
“十几年前的华州地震，地方官府都没能处置完毕，甚至还有地震中倒塌的官署没有修复的。”
“这些年陕西的灾情，朝廷竟然都不太知情，如此下去陕西百姓必然对朝廷离心离德。”
李一元重重点头。
接着，李一元又说道：
“陕西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山西。”
这下子徐叔礼就听不懂了。
李一元说道：
“陕西之困，除天灾频仍、吏治疲敝外，另有一隐忧如疽附骨——粮流西向，银蚀秦川！”
“大人是说……那些山西粮商？”徐叔礼恍然。
“正是！”李一元说道：
“自进入关中，沿途粮栈十室九空。可你见那市集之上，满载新麦的骡车络绎不绝，皆插‘晋’字商旗！”
这下子徐叔礼不明白了，他问道：
“为何山西商人，要来陕西购粮。”
李一元说道：
“山西近年大辟煤矿，广设铁坊、织厂。汾河谷地农田十亩弃耕七亩，农人皆入矿洞工坊谋生。”
“其地所产银元、棉布、铁器倾销陕甘，却无粮自给，便如巨鲸吸水，以银元攫取关中活命之粮！”
他推开房门，指着驿馆马厩旁几辆空车，那是明日即将返晋的粮队：
徐叔礼喃喃道：“朝廷许工商兴盛，本为富国。岂料反成邻省之劫……”
“症结便在‘失衡’二字！”
“《周礼》言‘九谷敛藏’，管子论‘轻重之术’，皆重粮本。”
“今山西弃耕逐利，全赖陕西供粮，若遇大荒，两省必同陷死局！”
徐叔礼也沉默了，李一元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却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李一元说道：
“老夫帮了一把苏子霖，接下来就轮到苏子霖帮老夫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