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放下手中的报纸。
《商报》全文刊登了吴淞铁路筹备会议的结果。
在顾宪成看来，大同范氏的这份《商报》，不无幸灾乐祸的意思。
山西的煤矿，京畿的钢铁，山东的造船水泥，这些新兴产业在北方聚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集团。
《商报》虽然以商为名，但毕竟是大同范氏控股，总编范宽也是范氏出身，立场自然是站在这些工商新贵这边。
工商新贵，和江南的工坊业主，虽然都号称是“商”，但是双方已经是不同的物种了。
这些北方的工商新贵们，和朝廷的新产业联系紧密，主要投资于工矿业，要么是投资给工矿业做设备配套的产业。
这些产业的特点就是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土地并不依赖，需要合格的产业工人，受到官府的政策影响很大，所以和大同范氏一样，这类北方商人对于朝廷是十分服从的，可以说是亦步亦趋。
南方的手工业则完全不同。
无论是棉纺业还是丝织行业，都是和土地联系非常紧密的。
棉纺需要棉田，丝绸需要桑田，所以对于江南士绅来说，土地才是主要资源。
当然，熟练的工人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江南地区根本不缺乏熟练的纺织工人，制约一家工坊规模的，往往是工坊主的土地大小。
这也是吴淞铁路为何总是不能开工的原因。
修建铁路是需要土地的，而土地在江南本来就紧张，征地必然会引发矛盾。
但是顾宪成却很清楚，北方的潜力。
新工业发展几年，发展势头非常的迅猛，京畿地区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北方各种新产品层出不穷。
甚至如今北方的新工业，也开始染指江南的优势产业了。
在直沽的时候，顾宪成就见到了新的缫丝厂。
这种缫丝厂，使用蒸汽罐煮茧，蒸汽机驱动绕丝线框，极大的提升了生产效率。
目前来说，直沽的蒸汽缫丝厂，还是使用的北方柞蚕，这类蚕丝的质量比不上江南的桑蚕，质量比较差，无法影响江南丝织业的高端市场。
但是这类工厂的生产效率很高，只需要几百个女工就可以大量生产，而且生产出来的蚕丝可以立刻进行后面工序的处理，然后就能直接装船出海，节约了大量的运输成本。
而且顾宪成还听说了，这家直沽的工厂，已经和倭银公司达成了协议，由倭银公司在倭国进口蚕茧，然后直接送到工厂加工。
倭国也有比较发达的养蚕业，而且因为倭国还在战乱之中，丝织产业受到了影响，没有足够的人手将这些蚕茧变成生丝。
而一些倭国大名，为了购买大明的火器，也会用蚕茧来抵换银元。
如果直沽这家缫丝厂，能用上倭国的蚕茧，那制约蒸汽缫丝厂的原材料问题就彻底解决，这家工厂的产能很快就能超越江南的手工作坊！
顾宪成忧虑的，就是江南如今还算是先进的手工业，总有一天也会被工业生产取代。
等到了那个时候，江南要何去何从？
而且这一次直沽蒸汽缫丝厂，也给顾宪成提供了一个新的想法。
大明的土地珍贵，江南的土地更加珍贵。
可是顾宪成是见过世面的，他在直沽也经常和海商交谈，明白大明以外的情况。
海外的土地并不值钱。
南洋就有大量土地依然是原始森林。
安南多少肥沃的河床土地，依然没有开发。
西夷只是在南州掠夺金矿，却对大片肥沃的土地视而不见。
土地并不稀缺。
甚至不用说这些远的地方，澎湖岛上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
那为什么要在大明最精华的江南地区，种植棉花和桑树呢？
江南地区，有人才，有资本，交通也要比北方更加便利。
如果建成直沽蒸汽缫丝厂这样的工厂，外购原料进行生产，这样的利润不是更高？
棉花可以，丝绸也可以。
所以顾宪成痛心江南士绅的内斗，更痛心他们还死抱着土地不放，只盯着眼前的利益。
“董事扯皮，士绅掣肘…”
顾宪成低声自语、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因主张商税而被同乡排挤的冷遇，以及对江南士绅那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各怀心思的了解。
一个念头如同投入死水的石子，在他心中泛起涟漪。
“利字当头，岂能同心？”
顾宪成冷笑。
江南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
上一次，顾宪成想要联合江南士绅，和朝廷进行协商，因为江南士绅的分裂而失败。
如今江南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朝廷，自己也可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将反对者拆散。
顾宪成本身就是江南士人，他对江南内部的矛盾，自然要比苏泽更深刻。
次日。
顾宪成没有亲自出面。
他请好友高攀龙，在前来工部开会的江南士绅代表之中游走传来你，散布各种消息。
其中最重要的消息，是“松江徐家私下联络松江府的士绅，意图绕过董事会，另起炉灶单修沪渎铁路”的模糊话题，悄然在京师的江南籍士绅圈子散开。
紧接着，更具“实锤”意味的“证据”开始在苏州、常州士绅的交际圈中隐秘流传：
据称是松江某大族掌柜酒后失言，抱怨“苏常诸公目光短浅，卡着吴淞全路不放，不如我松江自建吴淞铁路，将来货通南北，枢纽在我，利亦在我！”
甚至煞有介事地描绘了松江几家正秘密丈量土地、联络工部的“细节”。
甚至还有传言，这些松江府的商人，准备在北方购买棉田，利用海运将棉花运输到吴淞码头，然后再用铁路送到工厂生产。
这样一来，松江府的棉纺业，再也不需要江南棉田的棉花，又可以利用海运铁路的优势，独享棉花之利。
紧接着，许多在江南销量不错的小报集中报道，有关松江府的阴谋甚嚣尘上。
这一招猛药立竿见影。
苏州府的几个丝织业为主的家族首先坐不住了。
若真让松江独占铁路之利，扼住苏松常的物流咽喉，他们赖以生存的丝绸外销岂非仰人鼻息？
常州府的木商、米商也忧心忡忡，铁路一旦被松江人掌控，他们的货物转运成本和话语权将大打折扣。
原本在“是否修铁路”、“如何分摊成本利益”上争吵不休的苏常士绅，瞬间找到了共同的假想敌——松江府的“野心”。
消息迅速传回了南方。
压力如潮水般涌向吴淞铁路董事会。
苏州、常州的董事代表在会议上拍案而起，矛头直指松江籍董事，质问“沪渎铁路”是何居心？
是否真要将其他府县排除在外？会场气氛剑拔弩张，松江府代表百口莫辩，斥责谣言荒谬的同时，也被迫赌咒发誓绝无单干之心，强调“吴淞铁路乃一体之事，合则利，分则败”。
顾宪成在直沽听着通过渠道传来的江南消息，知道火候到了。
不久，苏泽上书的消息传来。
顾宪成再次散布消息，说朝廷已经对吴淞铁路失去耐心，苏泽这份奏疏，就是要支持松江府士绅的办法，由松江府自建铁路。
恐慌取代了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