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复军治下的建宁府，做法却更为彻底，也更为……“怪异”。
沈葆桢看到，各村镇设有“乡公所”，但主事者并非传统乡绅，而多是军属或有威望的本地良民，由光复军后勤部门直管。
还有穿着统一制服，戴着袖章的的“宣传队”在田间地头，用最质朴的福建方言，向围拢的农民一遍遍讲解新的税收政策：
“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粮食直接送到乡公所，按官斗过秤，当场给收据，绝无苛扣”。
这些军属，因其家人在前线，与光复军利益深度绑定，且在新政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故而执行力与忠诚度极高。
他们组织人手，丈量田亩，建立鱼鳞图册，一切都力求公开透明。
更令他惊讶的是，没有随意摊派的徭役，但到了农闲，乡公所会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挖塘筑坝，言明是为本乡本土谋福利，故而民众积极性颇高。
整个过程，没有胥吏的敲骨吸髓，没有乡绅的层层转嫁，也没有强迫的徭役摊派。
有的，是清晰简单的规则，是相对公平的负担，是看得见的公共服务。
沈葆桢站在一处正在加固的河堤上，看着下面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心中波澜起伏。
他意识到，光复军正在用一种近乎“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着延续千年的乡村权力结构。
他们不是依靠某个阶层的精英，而是试图建立一套直接与底层民众对接的、去中介化的治理体系。
税赋公平了，中间盘剥消失了，农民负担减轻，自然拥护。
也正因如此，他一路行来，看到各处征兵点前，报名参加光复军的福建本地青年竟异常踊跃。
这不仅仅是《光复新报》宣传的感召，更是这套新制度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切身的、看得见的利益与希望，让他们愿意为之而战。
“石达开啊，石达开，你难道是汉高祖明太祖式的人物吗？”
沈葆桢心中五味杂陈。
这些举措，都不是简单的“争民心”，而是在培养新的统治基础！
对比湖南左宗棠依靠“士绅”改革，光复军则更像是依靠平民阶层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基层革命。
前者是旧框架内的修补，后者则是彻底的颠覆。
孰优孰劣，沈葆桢一时难以断言，但光复军展现出的这种强大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深入底层的控制力，让他感到心惊，也隐隐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几天后，骡车抵达建宁府城。
眼前的景象再次出乎沈葆桢的预料。
城门守卫森严却井然有序，并无扰民之举。
城内街道整洁，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叫卖声此起彼伏，竟比他在广信时见过的许多府城都要繁华热闹几分！光复军治下，商业非但没有凋敝，反而愈发繁荣？
他想起湖南靠“厘金”聚财，莫非光复军也有类似举措，且管理得更有效？
他没有立刻前往统帅府递上名帖求见石达开。
而是在城内寻了一间干净的客栈住下，向店家要来了纸笔。
他需要将这一路的观察、思考，与自己所熟知的明清税收制度、地方治理变迁，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对比。
坐在窗前的书案旁，沈葆桢凝神静思，然后缓缓磨墨。
他深知，空手而去，无非是仰人鼻息。
若要获得重视，必须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石达开广西出身，虽雄才大略，见识超群，但对于这延续数百年的帝国地方治理痼疾，尤其是税收体系的精微复杂之处，未必有他这般浸淫官场多年的全局视角和切身实践经验。
这份融合了他的见闻、思考与对策的《地方税制沿革与光复区治理刍议》，便是他沈葆桢的晋身之阶，也是他准备献给石达开的第一份见面礼。
笔尖蘸饱浓墨，落在洁白的纸笺上，一行沉稳有力的楷书缓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