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解缙颇有野心啊！
一向对道统这方面敏感的一众文臣都已经品出味来了。
概因自太史公司马迁著作史记创造纪传体以来，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是纪传体，已经成为了定例。
司马光写下煌煌资治通鉴，那是一部完全为了教育君王而写下的史书。
而现在解缙想要写的这部《宋末以来中国百年记史》，亦是如此，记录历史只是顺便，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著史者的观点。
资治通鉴毕竟是私人著史，所以表达的都是司马光个人观点，而解缙要写的是官方史书，这就代表着大明对过去百年的历史盖棺定论！
这可就不简单了。
这是要讨论大明到底从哪里而来，又是以何立国的问题了，这种道统之事，一向牵动极大。
儒门众人对此自然不陌生，在儒门发展的两千年中，道统便好几次变动过，最大的变动就是孟子。
在一千年前，孟子的地位还没有这么高，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儒门领袖韩愈认为孟子才是孔子真正的道统传人，开始拔高孟子的地位。
很多人只知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都不知道韩愈在儒门中的显赫地位，韩非之所以不被称为韩子，是因为韩愈才是韩子，所以韩非就只能称为韩非子。
从韩愈开始抬高孟子，一直到宋朝，孟子才从诸子之一，变成了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这其中便经历了数次道统的轮转。
儒门道统尚且如此，更遑论一个王朝的道统来处！
这时殿中诸文臣皆将目光投向了站在外戚行列中的李祺，若说解缙此事的背后没有李祺，打死他们都不信。
解缙的确是有才，可李祺才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而且李祺的学说中，有非常多的名实之辨，非常注重名正言顺，是相当正经的大道。
朱棣也大概猜出这是李祺所为，他对于大明道统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要求，大明江山稳固，那些东西有什么重要的。
但他没忘记自己要配合李祺演戏之事，于是出声问道：“李卿，你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又是鸿学大儒，解缙所言之事，你以为呢？”
李祺施施然从朝列中走出。
“启奏陛下，解缙所言之事，臣亦有思量过，方才又统筹诸面，如今正值元月初一的大朝会，共襄盛事之日，当有一番言语，上秉于陛下，而下告于臣民。”
“李卿尽管畅所欲言，这等国朝大事，正要与诸公卿勋亲、鸿学大儒商议。”
“大明之天命乃至于统序源自何处，臣一人之言，明显不足以说服天下，是以臣暂且不说，只说说其余往昔诸王朝，皆是如何得命而据有天下的。”
李祺不疾不徐，殿上群臣竟然有种幼年时跟着夫子读书时的错觉，再一想李祺本就是当今天下最负有盛名的大儒，入室弟子虽少，可座下学生却如天上繁星。
一众文臣自然是紧紧盯着李祺，而勋贵之中诸如张辅这一类自然亦是静静听着，还有如同淇国公、高阳郡王朱高煦这等纯武夫，从解缙三问时，就已经开始打哈欠了。
“自三皇五帝以来，天下有德者居之，可真正以德而立朝的唯有夏。”
李祺不等众人反驳便接着说道：“因为只有夏是不经过战争而立朝的，禹王治水，挽救九州万方，所以夏乃是以德而立朝，九州皆宾服，自愿臣服于夏禹。
这是最上等的立朝之法，所以夏朝得国最正！”
这下没人能反驳了，禹王治水定九州，国祚绵延四百年，这是三代之治，岂容置喙？
不战而天下宾服，的确是最上等的立朝之根，夏朝最正无可辩驳。
至于历史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太久远了没人知道，反正孔子是这么说的，历朝历代都是这么供奉的，太祖的帝王庙里，还放着大禹呢。
朱棣亦笑言道：“李卿所言没错，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夏禹有德而得天下，实为最正！”
“再次一等，乃是商汤、周武、汉高、光武、唐宗这五君，这五位君主，诛夏桀、商纣之暴，而除秦、新、隋之乱，有大功于万方臣民，加以冠冕，自承天命，得国亦正！”
话说到这里，殿中群臣便已然知晓，大明大概便是属于这一档次，历史上那么多王朝的开国君主，能够与这五位并列，已然值得夸耀，朱棣脸上笑意很是明显，甚至生出一丝傲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