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旱灾是以三到五年为一个周期变化发展的，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是第一个旱灾小周期，熬过了己巳年的旱灾小高潮以后，旱灾开始有所缓和。
具体的表现为重旱区北移到漠南蒙古地区，虽然陕西、山西的旱情仍在持续，但程度上相比于上一年已经是大大减轻了的，可以尝试种植一些耐旱植物。
更可喜的是，北直隶地区的旱情已经基本解除，而且在实践之中，查处了很多为了免税而谎报灾情的地方官，说明实际灾情相比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还是有所减轻的。
老天爷好不容易给了面子，而朝廷要做的就是竭力避免人祸。
说朝廷放弃了陕西、不积极赈灾，实际上这几年朝廷对于陕北是完全免税的。陕西的关中和陕南地区虽然继续收税，但是一文钱都没有向上转运，全部都是留存地方了的。
这几年催缴税款的活动针对的主要还是南方这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当然这些地区的百姓也很苦，这种苦是几乎没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只要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家乡受了灾，就要被迫卖田卖地、卖儿卖女。
这不是生存环境恶劣的绝对贫穷，而是贫富差距过大所形成的对于穷人的压迫和剥削，剥削者自然也包括了朝廷。
改革成效最大的并非是税收数字上的增长，而是税基切切实实的扩大，王朝末年最荒诞的一点往往是：只拥有不到两成土地的农民，往往需要承担朝廷九成的税收。
将税基扩大，摊薄税收，实现的财税增长无疑是伟大的，因为这并不会对穷苦百姓的生活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朝廷虽然百病缠身，没有布武全球的能力，但是在大明境内任何地方投放碾压性的武力还是可以做到的。
南方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强大，他们的舆论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中央朝廷，但唯有一点，他们的武力实在太孱弱了，孱弱到朱由检丢了三千骑兵下去，他们一点脾气都不敢有。
如今的大明，除了放到明面上规定的特权阶级免税额度，也就是藩王万亩、伯爵三千、进士一千、生员三百的免税额度以外，名义上是实现了官绅一体纳赋了的。
具体成果表现为：天启七年征收本色粮食一千六百万石，崇祯元年为两千万石，崇祯二年达到了两千三百万石。
别看增长得并不高，但这是顶着天灾一年比一年严重的 debuff实现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本色、折色征收比例调整的因素，但能够调整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漕运的运力就那么多，海运是直接买粮食，而不是指挥郑芝龙给朝廷运粮。
因为朝廷指挥不动他，同时也害怕如果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话，他会玩一些诸如“漂没”之类的把戏。
北方方便运粮到京师的区域也不多，像是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要折银的。
当然，如果仅仅凭借那可怜的“三十税一”，是做不到收取两千多万石粮食还有每年两千多万两白银的，这里面辽饷差不多占了一半。辽饷是加到田赋里面按亩征收的，几乎达到了正税的两倍！
也别说大明不收地主的税，其实到了征“三饷”的时候，很多小地主都要被逼得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