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草案合上，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废纸篓。
会议室里的几个营销主管脸色瞬间变了，有人想站起来，被杰夫抬手制止。
“怎么？看不上？”杰夫问。
“全是垃圾。”
亚瑟·科尔拉开椅子坐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先生们，你们是想去柏林拿奖，还是想去柏林开扶贫大会？”
“电影里讲了贫富差距，讲了社会把人逼疯。林青辉拍出来了，观众有眼睛，他们看得到。
不需要你们再花几千万去告诉他们‘看啊，这片子在讲穷人好惨’。”
“那我们要讲什么？”营销主管忍不住问道。
亚瑟·科尔推了推眼镜：“这里是柏林，评委是保罗·范霍文，是那些喝着红酒、谈论哲学的欧洲知识分子。
你跟他们讲阶级斗争？他们每天打开电视就是希腊危机和难民潮，他们早就看吐了。这种卖惨的论调，在他们眼里就是好莱坞的投机取巧。”
亚瑟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红色的马克笔。
他在白板上写下一个词：High Art（高雅艺术）。
“我们要拔高，我们要把这部漫改电影，捧进哲学的殿堂。”
他在High Art下面画了两条线。
“第一，在这个公关计划里，绝对不要提穷人这个词。我们要提存在主义。”
“亚瑟·弗莱克不是被贫穷逼疯的。他是被这个荒谬的世界，被这个娱乐至死的景观社会逼疯的，他是一个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的西西弗斯。”
“我们要告诉评委，这不是一部关于犯罪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表演的电影。
现代人都在戴着面具生活，小丑只是把面具画在了脸上，这是对现代文明虚伪本质的终极嘲讽。”
杰夫的眼神亮了：“继续。”
亚瑟在白板上写下第二个词：Operatic（歌剧式的）。
“第二，强调美学。林青辉的镜头，那些色彩，那段台阶上的舞蹈。不要去分析剧情的逻辑，要去分析画面的隐喻。”
“把《小丑》和尼采联系起来，和瓦格纳的歌剧联系起来。我们要让那些欧洲人觉得，给这部漫改电影投票，不是在支持商业片，而是在支持一种狂欢化的酒神精神。”
“我们要让影评人写文章，标题我都想好了：《当哥谭市遇上查拉图斯特拉》。”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华纳的高管们面面相觑。他们习惯了用大数据、用明星、用爆炸场面来营销。
亚瑟说的这些，听起来玄之又玄，甚至有点像大学哲学系的论文。
但杰夫·罗宾诺夫听懂了。
这正是那帮欧洲老头子最喜欢的调调，他们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商业的东西哲学化。
“还有最后一点。”
亚瑟·科尔放下笔，看着杰夫：“关于林青辉本人。”
“他怎么了？”
“我们要利用他不再拍摄竞赛片’这个传闻，我们要把《小丑》包装成他的绝望之作。
我们要对外宣传，林青辉之所以宣布不再拍摄竞赛片，是因为他在这部电影里已经耗尽了对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是一部绝望之作，是他在隐退前的最后一次呐喊。
这种悲剧色彩，这种大师的绝唱的氛围，会给电影加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评委们会觉得，如果不给这部电影金熊奖，就是对一位即将离去的大师的不敬。”
杰夫·罗宾诺夫站起身，大步走到亚瑟面前。
他伸出手，用力握住亚瑟的手：“这就是我们要的，三千万，全部交给你。”
“成交。”亚瑟笑了笑，“给我订最好的酒店，我要去柏林，给那些欧洲人上一课。”
……
一月底，京城。
紫玉山庄的暖房里，几株水仙花开得正盛。
林青辉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屏幕上是大卫·李从洛杉矶发来的公关简报。
刘一菲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过来，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些复杂的图表和德文翻译。
“华纳那边动静这么大？”刘一菲扎了一块苹果递到他嘴边。
林青辉边吃苹果边说道：“杰夫这次是下了血本了，连亚瑟·科尔都请出山了。”
他手指滑动屏幕，点开那份关于存在主义和酒神精神的公关策略。
“你看这个。”林青辉指着屏幕笑了，“这帮人真能扯，我拍的时候哪想过什么尼采，什么查拉图斯特拉。我就想让华金跳个舞。”
刘一菲凑过来看了一眼，忍不住笑出声：“《景观社会的崩塌》？这词听着好高级。他们这是要把你捧成哲学家啊。”
“这就叫过度解读。”
林青辉咽下苹果，语气轻松：“不过，这也正是柏林需要的。电影拍出来，就不属于导演了。他们愿意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只要能忽悠住评委就行。”
“那《逃出绝命镇》呢？”刘一菲问，“我看派拉蒙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汤姆是聪明人。”
林青辉把平板扔在一边，向后靠在枕头上：“他知道这时候跟华纳抢风头不划算。
让华纳在前面冲锋陷阵，把林青辉这个名字的热度炒到天上去。
《逃出绝命镇》作为我的另一部入围片子，自然会沾光。一分钱不花，蹭几千万的热度，这才是老狐狸的算盘。”
“这帮资本家，心眼真多。”刘一菲感叹道。
“都是生意。”
林青辉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不过这样也好。有他们在前面铺路，我这次去柏林，只需要负责走红毯和微笑就行了。”
……
二月初，德国，柏林。
波茨坦广场。
距离电影节开幕还有几天，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秀场。
索尼中心的玻璃幕墙上，悬挂着一副高二十米的海报。
海报上没有复杂的图案，只有一张涂着厚厚白粉和红色油彩的脸。那张脸在笑，但眼神里没有笑意。
海报下方，是一行德文标语：
“Witz ist die einzige Wahrheit.”（玩笑是唯一的真理。）
这是亚瑟·科尔的手笔。
整个柏林的街头巷尾，公交车站，地铁通道，到处都能看到这张脸。
华纳的营销团队包下了柏林市中心所有的户外广告位。他们没有用那些爆炸、枪战的画面，只用了那张脸，那张令人不安的笑脸。
各大报刊亭里摆满了最新的电影杂志。
《明镜周刊》的封面上，印着林青辉的黑白侧影，标题是：《柏林上空的最后一声大笑》。
文章里引用了某位匿名影评人的话：“林青辉带着他的小丑来了，他不是来参赛的，他是来审判这个荒谬世界的。”
君悦酒店的大堂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片商都在谈论着同一件事。
“你拿到《小丑》的媒体场票了吗？”
“没有，开票三秒钟就没了。黄牛票炒到了八百欧。”
宗教般的狂热情绪在柏林的空气中发酵。
大家不再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电影，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件，一个必须见证的历史时刻。
而在这一切喧嚣的背后，亚瑟·科尔正坐在阿德隆酒店的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香槟，看着远处波茨坦广场上那张小丑笑脸。
他的手机响了，是杰夫·罗宾诺夫发来的短信：
“评委那边的反馈怎么样？”
亚瑟回复道：
“保罗·范霍文昨晚在酒会上跟人聊了一个小时的存在主义。他很兴奋。”
收起手机，亚瑟·科尔抿了一口香槟。
舞台已经搭好，灯光已经聚焦。
观众已经陷入了狂热。
现在，只等那个主角登场了。
几天后，当林青辉的私人飞机降落在泰格尔机场时，迎接他的，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被点燃、甚至已经开始燃烧的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