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开幕式的第二天，整座城市仿佛都从昨夜的狂欢中苏醒，转入了另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
媒体的狂热被彻底点燃。
刘一菲在开幕红毯上的亮相，如同一颗投入欧洲时尚圈的深水炸弹。各大报纸的娱乐版面和时尚网站，毫不吝啬地将她的照片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Vogue》德国版网站的首页标题是：“东方的勃艮第玫瑰：一张惊艳了柏林的面孔”。
《每日邮报》则更为直接：“雪夜里的火焰：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演员是谁？为何LV和宝格丽都为她倾倒？”
照片中，她挽着林青辉，背景是漫天飞雪和闪光灯构成的璀璨星河，那份揉杂了东方典雅与少女娇羞的美，具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
派拉蒙与福克斯的公关团队，精准地捕捉到了这股风潮，并迅速将其转化为冲奖的弹药。
他们将刘一菲的红毯照片与《饥饿游戏》的宣传物料并置，配以“从柏林红毯到好莱坞战场，一位新女王的诞生”之类的标题，通过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渠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病毒式传播。
一时间，刘一菲的商业价值与艺术潜力，在公众视野中被无限放大。
然而，在公众看不到的阴影里，亚瑟·科尔和他那支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幽灵战队，正在进行着一场更为精密和致命的战争。
他们的行动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
开幕式后的几天里，柏林各大酒店的咖啡厅、私人会所的休息室、甚至是电影市场的展台角落，都成了他们的战场。
科尔的团队成员，伪装成各种身份——来自法国的独立电影买家、为《电影手册》撰写专栏的资深影评人、甚至是某家艺术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
他们利用这些身份，自然而然地接触着那些与主竞赛单元评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关键人物。
一场针对《世界报》影评人的午餐会上，一位伪装成电影买家的公关人员在看完《梁祝》的内部试映后，状似不经意地抛出话题：“这部电影真是令人不安……林枫导演对祝晚晴的控制，那种精神上的规训，让我想到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提到的东西。舞台，就是他的圆形监狱。”
桌上的其他人立刻被这个提法吸引了。
“你说得对！那最后的化蝶，根本不是浪漫的升华，而是一种身体的抗议！是以彻底的自我毁灭，来控诉那个将她异化的系统！”另一位“撰稿人”立刻跟上，将讨论引向更深处。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学术探讨，很快便通过这些影评人的口，流入了评委们的社交圈。
当评委之一的马里奥·阿多夫在一次晚宴上遇到相熟的《世界报》主编时，对方很自然地跟他聊起了今天听到的最有趣的观点：“马里奥，你看了林的那部《梁祝》吗？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说那是一部关于身体政治的电影，一部东方的《1984》……”
种子，就这样被不经意地播下，并在最适合的土壤里，开始生根发芽。
而真正的核心攻坚，则由亚瑟·科尔亲自操刀。
他的目标，是评审团主席，保罗·施拉德。
科尔很清楚，对于施拉德这样的艺术家，直接谈钱是一种侮辱，而且风险极高。他需要的是一种更优雅、更无法拒绝的交易。
通过一位与施拉德合作过的制片人牵线，科尔在柏林一家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雪茄俱乐部里，见到了这位好莱坞老炮。
房间里弥漫着昂贵雪茄的醇厚香气，壁炉里的火焰静静燃烧。
“保罗，你的《迷幻人生》是我心中的杰作。”科尔没有一上来就谈《梁祝》，而是从施拉德自己的作品开始：“那种对信仰崩塌和人性救赎的探讨，至今无人能及。”
对于任何一位创作者而言，遇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知己，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施拉德紧绷的表情缓和了些，与科尔聊起了电影和创作。
气氛铺垫得差不多了，科尔才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提起：“说起来，我们（派拉蒙和福克斯）最近正在寻找一些有分量的项目。
你知道，现在的好莱坞被各种动作片商业片搞得乌烟瘴气，我们需要一些真正能沉淀下来的东西，一些有您签名风格的作品。”
他看着施拉德，目光诚恳：“坦白说，像您这样的导演，还需要为下一部电影的资金发愁，这本身就是好莱坞的耻辱。我们很希望有机会，能为您下一部作品的创作自由，发行渠道，提供最坚实的保障。”
这番话，如同一把精准的钥匙，直接插进了施拉德内心最柔软也最渴望的地方。
创作自由，充足的预算，不受干扰的拍摄，全球发行的渠道……这是他奋斗一生所追求的东西。
施拉德沉默了，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们很欣赏林青辉的《梁祝》。”科尔终于图穷匕见，但他用了一种极为聪明的方式：“我们认为它是本届竞赛片里，最具野心和力量的作品。当然，评奖是你们评委的专业判断，我们无权干涉。”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我们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在最终的讨论中，评委们陷入了僵局，比如说，在《梁祝》和另一部同样优秀的作品之间犹豫不决……我们希望您，作为主席，能在那关键的时刻，轻轻地推一把。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