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三年九月，南诏王蒙隆舜举倾国之兵列于洱海侧，与唐军战于...
——《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南蛮》
太阳总会升起，决战总会到来。
尽管双方都希望备战时间长一些，但该来的总是会来。
唐光启三年，西元八八七年九月二十日，唐军和南诏军如约抵达战场，开始列阵。
唐军总参战兵力为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人。
战前的最后一日，李则安将仍在养伤的士兵留在龙尾关大营，并谢绝了饱受南诏欺压的南蛮各部想要参战的请求，所以才有了这个有零有整的数字。
尽管有些伤兵参战意愿很强，但李则安还是婉拒了。
伤兵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而且强行上阵战死率高，会导致阵线密度不够被突破。
南蛮各部更不能要。
光是协调他们的指挥就已经是致命难题。
很难想象这些身披兽皮，手持土制长矛，语言不通，指挥不畅，顺风时一拥而上，逆风时一哄而散的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
当然，李则安也不好直接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便邀请那些被南诏其他的部族派代表观摩这场决战。
一场大胜会在他们心目中树立唐军无敌的形象，有助于未来的统治。
“决战日，会战兵力是一万九对十万，但优势在我。”
——《李子兵法》，王之然著。
虽然人数劣势，但对唐军还有个好消息，王之然和千余名擅长机动作战的精锐骑兵提前三天赶到战场。
西川战事在一个月前结束。
战争过程毫无悬念。
华洪、王之然、张承范等大将、谋臣全力以赴，杨赞图总掌后勤，士兵们也渴望建功立业夺取功勋，而成都城内人心惶惶，早成困守之局。
成都围城战从来都不存在胜负悬念，有的只是何时破城、损失多寡的悬念。
王之然南来，带来了非常宝贵的决战机动兵力，也带来了李则安最需要的东西。
比自己更懂自己的指挥官。
经历战火淬炼的王之然，早就不是那个遇到突发事件就手足无措的菜鸟了。
他的成长速度就连李则安都感到惊讶。
王之然的武力值在兴唐军主要将领中稳定垫底，综合军事能力也超不过杨师厚和高思继这样的顶级名将。
但若论过去三年的成长，王之然高居第二，只比李则安略逊一筹。
以至于李则安遇到难题时第一个想到的破题人就是他。
王之然见到李则安后，先是汇报了两川局势。
“一言以蔽之，问题很多，但局面很好。”
王之然微笑着说道：“原本两川百姓对朝廷颇有微词，但在陈敬暄持续不断的残暴统治下，百姓们回头一想，觉得朝廷也不错。”
“城破之日，陈敬暄被千刀万剐，在场的老百姓每人都能分到一片肉，很多人甚至等不及回家就吞了下去。”
李则安默然，但表示理解。
成都人被陈敬暄祸害的太惨了，必须让他们发泄出来。
这狗东西为了自己的享受，对整个西川和部分东川的统治区可谓是敲骨吸髓。
他不但对穷苦大众下手，富户也没有放过。
除了自己的嫡系成都营、寻事人，几乎人人都盼着他死。
成都之战并没有什么波折，围城战刚开始没几天就有人开城领路，除了最后的内城攻防战费点功夫，几乎没有波折。
前线总指挥华洪在破城之后就将善后工作移交给益州道大行台，由杨赞图负责战后治理。
兴唐府内部气氛很和谐，每名将军、官员都可以向李则安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兴唐府的纪律同样严明，违反纪律的处罚非常重，除了常规惩罚还有扣绩效积分这种令人窒息的惩戒。
对有上进心的人来说，扣绩效分比捅他一刀都痛。
这就是兴唐府的规矩，形成决议前可以质疑，可以建议，也可以坚决反对，然而一旦形成决议，就唯有执行。
益州道大行台负责两川治理，这就是决议。
哪怕华洪是前线总指挥，张承范是老资历节度使，都得服从命令。
华洪打下成都，按照别家的规矩，多半会以西川节度使为赏，但李则安给他补偿让他来治理云南，他也接受了。
杨师厚和高万兴想当淮南节度使，但李则安认为战线过长，不准越寿州半步，也不得重建涤罪军，他们立即收回想法，老实执行。
这就是兴唐府的作风。
这些人都相信李则安，知道自己某方面吃了亏肯定会有别的补偿。
从节度使变成同级别的军职加世袭罔替国公，很难说哪种更优渥，前者利在当下，后者福泽子孙。
节度使们不相信后者，本质上是不相信大唐朝廷，毕竟唐廷在让河北人受苦这方面一向很有心得。
杨师厚等人相信后者，本质上是相信李则安，毕竟李则安从来不亏待跟他混的人。
哪怕是挑土种地的农夫都会厚待，我为兴唐府出生入死，这待遇还能差？
这就是杨师厚们的真实心态。
王之然继续在兴唐府效力也是同样的逻辑。老平章王徽告老还乡，却不推荐王之然去朝廷任职，而是让他始终跟随李则安。
王徽老爷子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说了。
他对朝廷从充满希望转变为失望到致仕，期间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清楚。
老王不语，只是将王家的富贵寄托在孙辈王之然身上。
这就是王之然从成都带来的，信使无法传达的准确信息。
听完王之然的陈述，李则安知道西川稳了，便向王之然询问洱海决战的看法。
“此战我虽有万全之策，但还是想考考你，你觉得我该怎么打才能全歼敌人？”
“主公说的全歼是指逼降还是屠戮？”王之然精神抖擞，不答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