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微微蹙眉，展开雷敬奉上的第一本奏疏。
【西夏告宋主书】
“大宋皇帝陛下：甥舅之盟，历有年所。然我国内府库空虚，军民嗷嗷，群情激愤，皆言旧赐微薄，不足赡养。为固盟好，永息边衅，敢请陛下：一、请将每岁所赐银、绢、茶帛，倍于旧数。二、请重开延庆、保安军等处榷场，畅通互市……”
徐行的目光落在最后那句“若上述二请，皆不获允，他日铁骑东来，叩关请命，悔之晚矣！”上。
眉锋微翘，想到西夏此时正是小梁后与兄弟争权之时，西夏国内权利斗争最是焦灼。
对方却在这时候递上这份国书，其目的值得他琢磨一二。
思虑片刻，他重新执笔，紫狼毫饱蘸浓墨，抬头看了眼正细读漕运策的少年天子，低头挥就二字：“征伐”。
他甚至不无恶意地揣测，这份国书恐怕才是赵煦毅然宫变的真正导火索——毕竟史书记载中的这位，可是两宋罕见的强硬主战派。
想到此处，他豁然开朗：赵煦是以漕运策试他的“才”，而以西夏国书试他的“胆”。
他展开第二份奏疏，内容一目了然：市舶司官员贪墨成风，奢靡无度，已糜烂成相互包庇、欺瞒朝廷的利益集团，其中更牵扯不少朝中重臣。
其实贪污在北宋宽松的司法环境下早已司空见惯。
这得益于奇特的“议刑”与“奏裁”制度——八品以上官员犯罪，地方无权判决，必须上奏皇帝裁决。
对于高官或疑难案件，常由皇帝召集重臣“议刑”，其间充满政治权衡，而非纯粹依法断案。
加之“官当”与“赎刑”，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官员特权。
“官当”指用官职抵罪，“赎刑”指用钱财赎罪。
虽然死刑不能赎，但不是还有议刑么，这议刑就是将想办法将死罪变成活罪，然后用官位和钱财换去罪责。
正因如此，北宋官员贪腐在后世史书中着墨不多——既然大多不了了之，史笔也懒得费墨了。
清官自然是有，但以北宋官员之众，怕是贪者更多。
徐行嗤笑一声，再次提笔，写下了一个力透纸背的：“杀！”
后世证明，肃贪抄家是见效最快、成本最低的生财之道。
再说大宋养士百年，最不缺的就是候补官员，京城里等着补缺的“选人”可还有两万之众呢。
第三策、第四策关乎冗兵、冗官，这又是两大顽疾，亦是王安石变法力求解决的症结。
岁入近亿贯的北宋，到神宗朝竟出现财政赤字，“三冗”问题正是病根。
故而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核心都是为国敛财，以求平衡“三冗”。
后来的赵佶与蔡京干的也是同一件事——将民间财富转为国库收入，只是蔡京手段酷烈十倍，终致徽宗末年民不聊生。
心中有太多想法，也有诸多对策，但他不得不顾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以及眼下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
任何脱离现实的政治构想，都不过是易碎的泡沫，注定被利益集团的巨轮碾碎。
此时，赵煦已读完漕运策论，不知何时已来到徐行身侧。
见他执笔良久却迟迟未落，不由开口：“徐爱卿，可是有所顾忌？”
徐行想起盛明兰临行前的再三叮嘱，又对上赵煦眼中毫不掩饰的期盼，终是轻声问道：
“官家，可会因言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