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淮微微点头，随即迎向潘思齐与朱颐，不疾不徐道：“方才潘祭酒忧心者，首在商贾挟利自重，乃至于勾结海盗倭寇祸乱海疆，此事确需朝廷万分警惕。但以扬泰船号一年半之试行观之，此弊非不可控。”
潘思齐立刻追问道：“敢问如何控之？”
薛淮迈步走到堂中，其动作从容不迫，却瞬间吸引全场的目光，他沉稳地说道：“晚辈在扬州时，曾为扬泰船号近海货运定制铁律。其一，所有海船皆需在船政司登记造册，船身以朱漆烙印特殊徽记与编号，帆面亦需悬挂朝廷特颁之旗号，无论泊岸出海，一目了然。”
“其二，所有船员名册需报备市舶司与扬州府，登船离港前必行点验，无籍者不得登船。”
“其三，每船皆由朝廷委派监吏一名，隶属市舶司，专司监督航行路线、货物装卸、损耗登记，并持有直达中枢密奏之权。”
“其四，船号所有货物进出，皆凭市舶司三联单为准，单货同验，缺一不可。”
薛淮条理清晰地说完，抬眼看向潘思齐道：“敢问祭酒大人，此等规制比之运河漕船，其监管之严是松是紧？”
潘思齐捻须沉吟，一时未答。
薛淮列出的四条都是针对他之前提出的监管盲区之患，尤其是监吏直达中枢的密奏权，几乎堵死船主在海上瞒天过海的可能。
朱颐见状便接过话头，语气依旧十分温和：“薛通政规制详备用心良苦，只是海天茫茫信息隔绝，若遇海盗劫掠船覆人亡，或监吏为人所挟持，此密奏之权岂非形同虚设？前朝倭寇之祸多因海商私通，此乃人性之私利难遏，非严规所能尽束。”
“卢川先生所言极是，人性贪利，确为隐患根基。”
薛淮并未否认朱颐之言，随即冷静地说道：“但是海运之利亦可成为朝廷束缚海商之锁链。扬泰船号自开航至今，计有千料海船百艘，大小辅助船只百余，往来扬州至天津、扬州至宁波航线逾千次，总计运载漕粮、商货折合纹银三百万两有余。因风浪触礁等天灾损毁者计有十二艘，损货折银六万余两，然因海盗劫掠而致损失者——”
他环视全场，肃然道：“为零！”
“零？”
朱颐眉头微蹙，显然不信。
“正是零。”
薛淮毫不迟疑，斩钉截铁道：“此非海上无盗，实因扬泰船号奉行船队同行制，凡远航必十船以上结队，每船配有朝廷特许之护卫二十人，装备劲弩火铳。船队遇小股海盗可自保驱散，遇大股则避其锋芒或求援于沿海卫所。船号航线固定，水师巡逻频密，海盗亦知劫掠此等有备船队得不偿失。”
朱颐沉声道：“船号草创初期，商贾自然不敢恣意妄为，但时日一久，难免为利所动，暗中勾结海盗倭寇谋利，薛通政又能如何防范？”
薛淮不慌不忙道：“卢川先生，扬泰船号规矩严苛，每次船队远航决不允许一家独大，若有船主欲行不法，同队船主为保自身利权与船号信誉必率先举报。此等共担风险、共享利权之制，恰能形成相互监督之网，较之单船孤航，勾结之险反降。先生提及前朝倭患，多因彼时海禁废弛，海商各自为战，既无力自保，又易被海盗裹挟或利诱。今朝廷特许经营，船队规模与武装皆非前朝散商可比，此一时彼一时也。”
薛淮这番基于实际数据的剖析，直指朱颐“人性难束”论点的核心漏洞——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和约束人性，及时纠错更能不断完善制度。
堂内不少文人若有所思地点头。
潘思齐见朱颐一时语塞，立刻高声道：“薛通政所言船队护卫和水师巡防，靡费几何？此等开销最终必转嫁于漕粮成本或商税，与守原公纾解民困之初衷，岂非南辕北辙？”
薛淮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问，向潘思齐拱手道：“潘公所虑成本之弊，实乃治国者应有之思，请容晚辈以扬州任上实录数据禀陈——”
“其一，去岁运河漕粮每石抵京均耗银一两八钱，其中仅清江浦至通州段，过闸、盘坝、剥浅之费便占三成，此乃户部存档可查。而扬泰船号自扬州抵天津，千料海船每石耗银仅五钱，纵计入战船护航之费，统算不过七钱，每石漕粮可省银一两一钱。”
“其二，运河岁修一项，太和十七年工部奏销达四十七万两，当年因黄河屡决，单季河道疏浚便耗银三十万两。而依兵部核定，大燕水师战船维护、饷银统共十六万两，朝廷推行河海并举之策，每年节省国帑何止三十万？”
“其三，漕船遇浅则滞遇洪则覆，据漕督衙门十年档册，平均年沉船损粮逾八万石。反观海运，去岁虽因飓风折损粮船五艘，然因分装多船和风险规避，实损粮仅六千石，不及河运年均八分之一。”
“其四，河运每年三十万役夫中，半数属强征徭役，若以海运代其十一，年可省民力三万余，可省国帑四十万两，此非虚利，乃实减百姓血汗之剥！”
说到此处，薛淮环视全场，声如金玉交击：“诸位，海运非徒逐商贾之小利，实开国家之大利！今海船税银年纳扬州府库已逾十万，若朝廷以此银反哺漕工，减一石加派则民多活一命，省一日徭役则农多垦一亩——此方为义利相济，以商利养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