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看似在认真聆听，但她的笔尖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无意识地划着，留下一些凌乱、尖锐的线条。
她的目光偶尔扫过对面春风得意的西奥，扫过主座上似乎对西奥越发看重的弗兰克，心里的那点不安和嫉妒，像掺了酸液的毒藤，开始疯狂滋长，缠绕着她的理智。
几天后，一个寻常的午后，克拉拉没有在出版社不远的餐厅吃午饭。
她独自一人，走进距离办公楼几个街区外的一家嘈杂的咖啡店，用吧台的付费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很清晰，“关于《墟城》的作者，司齐……对，就是那个中国人。有些背景信息，我想你们可能会有兴趣。他作品《墟城》中隐含的一些……嗯，东方意识形态倾向，可能被西方读者忽视了。是的，我认为这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创作动机。不，不用提到我的名字，这只是一个关心行业健康发展的业内人士的提醒。”
电话挂断，克拉拉拿起几乎没动过的咖啡，慢慢啜饮了一口。
窗外的阳光很刺眼，但她觉得心里那团烦躁的阴影，似乎被这通电话驱散了一些。
不久后，一篇刊登在某家以“文化深度分析”自居的保守派小报上的文章新鲜出炉。
标题颇为耸动：《流行背后的阴影：解码〈墟城〉的东方意识形态基因》。
文章声称，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界内部人士”透露，作者司齐的成长背景和此前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熏陶”，其作品中对“集体意识”、“虚拟现实控制”的描绘，可能隐含“对西方个人自由价值观的批判”，提醒读者在沉迷于其炫目的科幻设定时，也应保持“批判性思考”。
这篇文章在《墟城》引发的狂欢巨浪中，只激起了一丝微不足道的涟漪，几乎没引起主流注意。
但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这篇文章非常有见地和价值。
……
爱荷华城的秋天，枫叶红得像在燃烧。
最近几天，司齐觉得周围空气的温度，似乎比枫叶还要高上几度。
源头，自然是以一种近乎梦幻速度爆火的《墟城》。
变化是微妙而迅速的。
走在校园里，那些曾对他点头微笑的异国面孔，如今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不仅仅是好奇，更多了一丝尊重。
去餐厅吃饭，偶尔会有不认识的学生端着餐盘过来，带着点腼腆和兴奋问：“嘿，你就是那个写了《墟城》的司齐吗？能给我签个名吗……”
工作坊里，气氛也变了。
以前，司齐更多是作为一个“有趣的东方观察者”。
现在，当他发言时，房间里会多一份认真的关注和专注。
那些美国同行们，看他的目光里少了些“异域风情”的猎奇，多了些对等交流的认真。
毕竟，在出版界这个现实的名利场，一本能在商业和思想层面同时引发风暴的书，本身就是硬通货。
就连那位曾与司齐激烈争论个人主义的罗伯特，在一次咖啡时间也凑过来，“司齐，我读了你的书。我得说……它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关于‘自我’和‘系统’的问题。祝贺你，这很了不起。”
司齐玩笑道：“我可以看做是恭维吗？”
罗伯特自嘲地笑了笑，“当然不，我是真心的，你知道，让我们这些家伙真心实意说声‘了不起’，可比让一本书登上畅销榜还难。”
汪曾棋和古华这两位老友，反应则直接得多。
汪曾棋在一次散步时，拍着司齐的肩膀，“好小子，闷声不响，放了个大卫星！给咱们长脸！”
古华则更豪迈，几乎要拉着司齐去镇上唯一的中国餐馆“庆祝胜利”，被司齐好说歹说劝住。
太过浮夸了。
不就是一本书征服了美国佬吗？
小意思。
那都不重要！
最欣慰的莫过于聂华苓夫妇。
保罗·恩格尔在一次晚餐时，举起酒杯，“司齐，你证明了我们写作计划的价值——真正的好故事，能超越一切边界。你让爱荷华这个名字，和一场文学风暴联系在了一起。”
聂华苓则更细腻，她私下对司齐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高兴。当初力主邀请你来，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
她话锋一转，露出一丝遗憾，“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墟城》是你来之前就完成的。要是你能在这里，在爱荷华，写出下一本这样的书，那就更完美了。”
为了回应越来越多的询问和兴趣，聂华苓夫妇决定在“国际写作计划”的框架下，为司齐举办一场小型的专题文化沙龙，主题就是“《墟城》的诞生：东方与西方的想象碰撞”。
沙龙在一个舒适的休息厅举行，来了不少人，有写作计划的成员，也有闻讯赶来的大学师生。
司齐分享了创作《墟城》的最初灵感，如何从中国古典哲学和香港武侠电影中汲取养分，又如何试图用科幻的外壳包裹对现实、真实与自我的古老追问。
听众们听得很入神。
提问环节，一个坐在后排、气质沉静、眼神深邃的年轻土耳其作家举起了手。
他叫奥尔罕·帕慕克，是这一期写作计划中平凡的一位。
司齐不知道的是，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后来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司齐先生，您的讲述让我着迷。您提到从古老哲学和通俗文化中同时汲取灵感，这对我启发很大。在我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夹层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您用‘矩阵’这个极度现代的概念，探讨的却是关于‘何为真实’的永恒哲学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最先锋的叙事，往往需要最深地植根于自身文化的古老谜题之中？”
这个问题问到了司齐的心坎上。
沙龙结束后，许多人散去，但司齐和帕慕克却继续聊了起来。他们从武侠的“江湖”聊到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与记忆”，从科幻的“未来感”聊到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捕捉一个文明深处的矛盾。
两人聊了很久，直到休息厅里只剩下他们和几个收拾残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交换了房间号，约定下次再聊。
……
那篇关于“东方意识形态基因”的文章终究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火了。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含蓄地提及“流行文化背后的地缘政治潜台词”。
《国家评论》则更直接，将《墟城》的火爆与“西方青年对东方集体主义危险的好奇心”联系起来。
当《纽约客》也发表了一篇长文，严肃探讨“赛博格幻想与政治隐喻的模糊界限”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这不再是边缘的声音，而是进入了主流文化讨论的视野。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小世界里，空气也变得微妙起来。
作家们都是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各种信息的接收器。
那些报道，他们或多或少都看到了。
早餐桌上，当司齐端着餐盘坐下时，有些友好的交谈会不自然地停顿半秒，然后才重新接上。
工作坊讨论时，一些原本对他作品很感兴趣的作家，提问会变得更谨慎，措辞绕来绕去，生怕触碰到什么敏感边界。
同情者也不少，一位来自东欧的女诗人私下对他说：“别理会那些噪音，司齐。他们只是害怕不理解的东西，又害怕承认自己不懂。”
当然，也有疏远的。
面对这些，司齐的态度让一些人意外。
他没有愤怒地驳斥，也没有焦虑地辩解。
大部分时候，他显得异常平静，甚至有点……过于淡定了。
他依旧参加活动，认真倾听，发言时目光坦诚，似乎根本不受影响。
“让他们说去，”汪曾棋在一次只有他们三人的小聚时，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树大招风，自古皆然。你那书，我俩都看了，不就是个奇巧的幻想故事么？扯什么意识形态，牵强附会。”
古华更直接，拍着桌子：“这就是眼红！看不得咱们的人写出好东西！司齐，稳住，甭搭理他们！”
聂华苓夫妇也特意找司齐谈过一次。
保罗·恩格尔语气平和，“司齐，在美国，争议是关注度的副产品，尤其是突如其来，巨大的成功，总是会面临质疑。媒体需要故事，甚至需要‘敌人’。你的书太成功了，成功到他们必须为你创造一个‘问题’，以便继续书写关于你的故事。这只是热度的一部分，它会过去的。”
聂华苓递给他一块自制的苹果派，微笑道：“尝尝这个，比看那些报纸有益身心。你的写作，是你自己的城堡。外面的声音，就当是天气变化好了。”
司齐谢过他们的关心。
他对自己所写内容有着清晰的认知。
他知道《墟城》里有什么，没有什么。
外界的标签，无论是“天才”还是“意识形态载体”，都像各种形状的玻璃瓶，看似改变了水的形态，但水依然是水。
就像李小龙说的那样To be water，my friend！
他甚至有心情在某个闲适的周六下午，独自一人溜达到爱荷华城边缘一个颇有名气的露天旧货（二手）市场逛逛。
这里充斥着各种旧家具、老唱片、生锈的工具、褪色的明信片，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气味。
他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旧书和瓷器间穿梭，享受这种与文学、与争议都无关的简单淘货乐趣。
然后，他在一个相对冷清的角落看到了一个摊位。
摊主是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华裔男人，穿着工装裤，戴着一顶磨损的棒球帽，正低头擦拭着一个青花瓷瓶。
吸引司齐的，是摊位上摆的东西：几件釉色温润的明清风格瓷瓶，一些铜制香炉，几方疑似端砚的石头，甚至还有两卷用丝线系着的泛黄字画。
在这满是美式旧货的市场里，这小小一角宛如一个时空错位的碎片。
司齐走过去，蹲下身，拿起一个绘着缠枝莲纹的小瓷杯，对着光看了看底款，是“大明宣德年制”的仿款，工艺尚可。
“喜欢这个？”摊主抬起头，露出一张被阳光晒成深棕色的脸，普通话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宣德年的，好东西。”
司齐笑了笑，放下杯子：“确实是好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新了。”
摊主愣了一下，重新打量了司齐几眼，也笑了，“行家？难得在这里遇到懂这个的。都是些工艺品，摆着好看，真东西哪能摆这儿卖。”
“不是行家，只是略懂一点。”司齐摆摆手，目光扫过其他物件，确实没什么大开门的真品，但仿制水平有高有低，有些还挺有意思。
他之所以懂这个，那还不是之前为了保值，现学的，如今记忆犹新，还没有忘光光。
“老板怎么称呼？在这儿做这生意，不多见。”
“姓陈，叫我老陈就行。”摊主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名片，上面印着“陈氏东方艺术品”和一个小镇地址。
“以前在加州唐人街的古董店打工，后来自己单干，跑跑这种旧货市场，杂货店，专门做老外生意。他们不懂，看个东方风情就买了。”
两人就此聊了起来。
老陈很健谈，说他怎么从福建偷渡过来，怎么在餐馆洗盘子，怎么偶然进了古董这行，怎么带着一车“东方工艺品”在中西部各州赶集摆摊。
司齐则简单说了自己是来参加写作计划的作者。
“写书的？厉害厉害。”老陈竖起大拇指，随即又压低声音，带着点调侃，“那你肯定知道，故事嘛，三分真，七分靠编。就像我这些东西，三分像老的，七分靠嘴说。”
司齐听了，微微一怔，随即笑了起来。
司齐最后花了几美元，买了一个仿乾隆粉彩的小碟子，图案是蝙蝠和寿桃，画工粗糙，但颜色热闹喜庆。
“摆着玩，图个吉利。”
老陈给他用旧报纸包好。
“谢谢。”司齐接过，想了想，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自己带着做笔记用的、印有爱荷华大学logo的便签本，撕下一张纸，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宿舍电话递给老陈，“陈先生，下次要是收到什么有意思的老物件，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物件，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不一定买，但喜欢看看。”
老陈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的汉字，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成！司先生，下次有好的，我给你留着。这地方，能聊聊这些的人，不多。”
司齐心说这年头儿这方面的老物件价格还没有炒起来，都是白菜价，不定还能淘到几件好东西呢。
当然，真要买，一定要找专人鉴定，否则，容易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