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还别说，明朝当时还真有这种刑名。”
“但这是针对普通人的，针对皇帝，那可就是谋逆弑君了。”
“还是说，明朝其实早已经达到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关键是，偏偏这还没完。”
“在红丸案之中，还有另一个人还没讲，也就是内阁首辅方从哲。”
“方从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有限度的阻拦，象征性的劝阻。”
“最终皇帝不听劝，吃了丹，死了，按理来说，跟他无关，他尽到了为人臣的本分就够了。”
“而皇帝驾崩之后，他又开始起笔草拟遗诏。”
“后来有人分析说，方从哲知道皇帝死了，他可能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就利用草拟遗诏的机会，申明吃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然后把责任一股脑推到朱常洛身上。”
“同时，在遗诏之中，又以朱常洛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并且赐了银币。”
“遗诏一出，朝野沸腾。”
“首先，这里就有问题……”
“根据红丸案的始末来看，这李可灼献丹，方从哲还有所阻拦，确实是朱常洛多次下旨，才有了后来李可灼献丹的事。”
“他压根就不需要利用遗诏之类的，只需要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
“李可灼来内阁请求献药，内阁大臣们也都是看着的，把他赶走后，又是李可灼自己跑到内廷嚷嚷要献丹。”
“朱常洛自己吃红丸是事实，吃第一颗的时候，所有人还在旁边看着。”
“朱常洛嘉奖李可灼也是事实。”
“然后方从哲把这些东西写到遗诏之中，就成了推卸责任？”
“并不是我维护方从哲，问题就是这方从哲在这件事中，责任确实不大。”
“除非，这李可灼其实是方从哲的人，之前发生的那些，不过是他与方从哲演的一出戏罢了……”
“但这其实也没理由……”
“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方从哲的待遇与李可灼可不一样……”
“正对李可灼与崔文升，朝臣与言官们弹劾的说辞是用错药、献错药。”
“而弑君这个罪，总要有人承担的！”
“是的，就是方从哲……”
“当时，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奏疏。”
“孙慎行说：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也就是说，明朝不是没了弑君之罪，而是这个罪名落到了该落的人头上。”
“死一个李可灼与崔文升算什么？”
“要的就是把方从哲这个内阁首辅拉下马！”
“好了，这下看懂了吧！”
“方从哲是谁？那是继沈一贯之后的浙党党魁。”
“那给方从哲扣弑君之罪的孙慎行与邹元标呢？”
“呵呵，不巧，东林点将录中，这两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是的，孙慎行与邹元标就是东林党。”
“也就是说，这红丸案，直接性的演变成了东林党与浙党的党争！”
“至于红丸背后到底是谁献？呵呵，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这件事，已经成了党争的由头，就是为了搬倒浙党党魁方从哲的。”
“而方从哲被搬倒之后，又是谁继任首辅位置呢？”
“叶向高！”
“时隔多年，叶向高再次以内阁首辅的身份，站在了朝堂之上……”
“嗯，正常叙事是这样的，是东林党借了这股东风，办成了他们的大事。”
“那我换句话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东林党借机谋害皇帝，就是为了把方从哲这个浙党党魁拉下马呢？”
“呵呵，都说明末党争激烈，但激烈道什么程度却没实感，现在许是有了！”
“连皇帝，也不过是他们党同伐异的工具罢了！”